四川
1955年10月28日，钱学森终于抵达了北京，阔别祖国二十年之后，这位被美国海军次长称为“一个人能顶五个师”的火箭专家，终于踏上了故土。
回国之后，中央没有急着给他安排具体职务，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吴有训对他说：“你刚回来，先去看看中国的工业吧，中国工业最好的是东北。”
钱学森听从了安排，在朱兆祥的陪同下，开始了东北考察之行。
考察进行到哈尔滨的时候，钱学森突然提出了一个要求。
他对朱兆祥说：“我现在啊，最想见的就是我曾经的两位学生，一个是罗时钧，一个是庄逢甘。”
朱兆祥面露难色，这两个人，不是随便就能见的，罗时钧和庄逢甘当时都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任教，哈军工是新中国第一所军事工程学院，保密等级极高，外人根本进不去，更别提把人从学校里叫出来见面，朱兆祥向上级请示，得到的答复是“难满足”——要见哈军工的人，得先过军事系统那一关。
事情报到了北京，摆到了哈军工院长陈赓的案头。
陈赓的反应快得惊人，电报通篇只有一句话：“钱学森要求进校，点名两学生。”陈赓看完，当即飞奔彭德怀住处，开门见山：“老彭，这事得成！咱们导弹事情刚起步，需要钱先生开眼界，他想见人就让见！”
彭德怀笑骂了一句，但也明白轻重，半小时后批示下来：同意参观，全力配合。
批示一落地，陈赓第二天一早乘专机从北京飞回了哈尔滨，那天哈尔滨气温零下七度，北风刮得脸生疼，陈赓拎着一只大皮箱站在校门口，皮箱里是两套加厚棉大衣——怕钱学森受冻。
十点整，一辆黑色伏尔加停下，钱学森推门而出，看见站在风里等他的陈赓，先是一愣，随即上前握手。
陈赓陪着钱学森参观哈军工，从风洞到弹道计算室，再到火箭发动机试验台，钱学森边看边记，提问像连珠炮一样密集，就在参观的间隙，陈赓问了那个著名的问题——“中国人搞导弹行不行？”
钱学森的回答干脆利落：“外国人能搞的，难道中国人不能搞？中国人比他们矮一截？”
钱学森晚年回忆这次见面时说：“我当时的心里是憋了一股子劲，所以陈赓大将问我，我的回答当然干脆。”让钱学森感到奇怪的是，陈赓一下子握住了他的手，激动得不得了，说：“钱先生，我要的就是你这句话呀！”
当天下午，罗时钧和庄逢甘终于被请到了哈军工的礼堂侧厅，三人隔着一张旧木桌，客套话还没说完就抓起图纸讨论起来，罗时钧指着一张喷气实验数据，苦笑：“老师，这一段算到凌晨三点，始终对不上。”钱学森接过笔，刷刷写下两行公式：“参数换这组，再跑一次。”
短暂的会面里，钱学森问了两个学生一个关键问题——国内底子这么薄，真能从零开始搞导弹吗？罗时钧和庄逢甘对视一眼，异口同声：“敢试。”
这次见面之后，钱学森的心里有了底，当晚，陈赓在苏联专家俱乐部设宴招待钱学森一行，罗时钧和庄逢甘也出席作陪，师生畅叙别离之情，也谈了不少关于导弹的问题。
钱学森后来回忆说：“我回国搞导弹，第一个跟我说这事的是陈赓大将。”这句话里的分量，只有经历过那段历史的人才能体会。
1955年12月26日，彭德怀在陈赓的陪同下会见了钱学森，商谈研制导弹事宜，1956年2月1日，钱学森第一次见到了毛主席，新中国导弹事业的起跑线，就这样在1955年那个寒冷的冬天划了出来。
那年在哈尔滨，零下七度的风里站着一个拎着棉大衣的大将，等着一个刚回国的科学家，陈赓后来说过一句话，被钱学森记了一辈子——“陈赓大将很直爽，他想干什么，让人一下子就明白，君子坦荡荡，他的心是火热的，他的品质透亮，像水晶一样。”
这句话从一个科学家嘴里说出来，大概是对一个军人最高的评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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