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言入教材：一次文化权利的重新分配——从易白《黑夜里的太阳》入选《大学语文》谈起

2026年7月，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大学语文》第二版收录了唱作人易白的潮语歌曲《黑夜里的太阳》。这首用潮汕方言演唱的当代流行歌谣，被编入“传承与比较”板块，与苏轼、柳永、李清照等古典词家的作品同列于一部教材之中。据公开的教材目录信息，方言文艺作品以完整文本形式进入全国通用大学语文教材，此前尚无先例。

这一事件看似平实，触动的却是中国语文教育长期存在的一个结构性问题：数十年来，方言文艺作为完整的、独立的表达形态，在通用教材中始终缺席。一首歌的入选，在无声处撬动了一道裂缝。

一、情感的质地与语言的根系

要理解这首歌为何值得被看见，得先回到它诞生的那个夜晚。

2013年中秋前后，云南弥渡的红土高坡。易白在站完岗后，将一把茶叶丢进军用水壶，独自爬上哨楼下的山坡。山风扎人，他捧着滚烫的水壶坐下，尘土腾起，呛得直咳。尘埃落定，抬头望见月亮——后来他在自述中写道，那月亮“圆得不像话”。

红土在月光下泛着暗光，像老家祠堂磨了多年的门槛；星星密得像盐。他把水壶凑到嘴边，茶汤烫得舌尖发麻，凤凰单丛的香气一钻进来，他忽然想起了母亲。想她一个人在潮汕老家，摆三只工夫茶杯，杯口只有她那一杯冒着热气。他提笔写下了潮语歌词：

“半夜泡杯茶，一人坐过夜。无人来说话，说下家乡话。今晚月无缺，阿妈等待孩儿回……”

写完之后他自己也意外。平日里写诗改十几遍是常事，这一晚写歌却顺畅得像是有人替他握着笔。后来他抱起吉他边哼唱边记谱，战友们围坐在篝火边。当他用潮汕话唱出第一句，四周忽然安静了。一位藏族老兵挠了挠头说：“听不懂，但像是写给母亲的。”

彝族战友接过笔记本，在扉页上写下五个字：黑夜里的太阳。他说日出前总有最黑的一段路，你这歌就是那盏灯。

这几句评价出自与潮汕文化毫无渊源的异乡战友之口，其意义不可轻看。他们听不懂歌词，却听懂了情感。这恰好说明：方言歌曲的美学力量可以超越语义层面的壁垒，在声音、旋律与情感的交织中直接作用于听者。一首方言歌打动人，不必先翻译成普通话。

细看潮语版的歌词。“坐过夜”三字，重点不在“过夜”，而在“坐”字的持续义——潮语中“坐”可以标示一种持续的、无人打扰的独处状态；“过”字则暗含时间从深夜向天明缓慢流淌。整句写的是一个人从半夜枯坐到天亮的漫长孤寂。“无人来说话，说下家乡话”——无人交谈，便用家乡话自言自语。看似矛盾的表述，精准捕捉了异乡人借乡音自我慰藉的心理瞬间。方言在这里不是交流工具，而是一种与自己内心对话的方式。

副歌中反复出现的“哈…咿呀嘿”，是潮汕民歌中常见的衬词音节，用以延长旋律、烘托情绪。它们并非无意义的填充，而是情感在声腔中的自然延展。在《黑夜里的太阳》中，这些古老音节与电子编曲中的合成器音色并置，传统与现代在声音层面形成了含蓄的对话。

国语版的处理则有所不同。以副歌为例，国语版将“哈…咿呀嘿”的衬词段落替换为实词性更强的旋律句，情感从内倾的独白转向外扩的倾诉。潮语版中“无人来说话，说下家乡话”的孤寂自语，在国语版中换上了更易于普遍共鸣的思乡意象。两个版本不是翻译关系，而是同一情感内核在两种语言中的不同表达。潮语版守护的是乡音的本真与私密，国语版搭建的是更宽阔的情感通道。创作者以双版本策略回应了语言的身份困境，既不放弃方言的根性，也不拒绝外部的倾听。

易白在云南服役多年，接触到丰富的少数民族音乐资源。这种多元文化交融的底色，为《黑夜里的太阳》在编曲和唱法上的融合探索提供了养分。歌曲在借鉴传统民歌、山歌风格的基础上，分别运用潮汕话和国语进行诠释，在语言层面对同一首曲子赋予了不同的情感温度。

将这样一首方言歌曲选入大学语文教材，意味着编者对“语文”内涵的某种重新理解：语文不应只是普通话的语文、书面语的语文，而应涵盖中华大地上更多的语言形态。方言不再是需要被“纠正”的乡土残余，而是可以进入高校课堂的文化文本。

复旦大学出版社《大学语文》第二版，孙婷婷主编

二、“被看见”之前的沉默

在中国大学语文教材的编选史上，方言文艺作品几乎从未以完整文本形式进入通用教材的视野。个别教材曾收录赵元任《方言跟标准语》、吕叔湘《语言的演变》等讨论方言现象的学术文章，偶有文学作品夹杂方言词汇，但将一首完整的方言歌曲作为正式课文编入，此前确无先例。

通用教材的选篇长期以文言和标准白话为绝对主导。这一格局的形成有其历史合理性——统一语言文字是国家战略，推广普通话是现代民族国家建设的必要工程。但合理性不等于排他性。数十年来，中国丰富的方言文化资源在高等教育中始终处于一种未被看见的状态。

值得注意的是，这首歌被教材编写者注意到，过程本身值得一说。在当前的主流音乐平台上，上传歌曲时可供选择的语言分类有国语、粤语、闽南语，唯独没有“潮语”。一首潮语歌，在数字传播的基础设施里甚至没有属于自己的分类。编写团队并非依据热歌榜或算法推荐发现此曲，而是在大量作品中人工筛选出来的。在一个流量与算法主导注意力的时代，一首不属于任何热门分类的冷门歌能被看见，概率确实不高。编写团队主动绕开推荐逻辑，以人工方式打捞那些不被算法特别眷顾的声音，这一做法本身包含了某种文化立场。

教材编委会将这首歌放在“宋代文学”单元之后，这一编排透露出明确的教学意图。潮汕话被称为“全国最古远、最特殊的方言之一”，完整保留了古汉语八声调体系。编写团队意在建立当代方言创作与古典词作的跨时空对话，让学生在当代潮语歌谣里感受到宋词的音韵格局至今仍活在方言之中。以《黑夜里的太阳》为例，“半夜泡杯茶”的“杯”字，在潮语中读若[pue]，声母保留了古无轻唇音的痕迹；“说下家乡话”的“下”字，在潮语中用作动态助词，表示动作的短暂或尝试，这一用法在唐宋白话文献中常见，普通话中已基本消失。这些看似平常的日常用语，实则是千年语言演变的活态遗存。

潮汕地区积淀深厚的潮剧、潮州歌册、潮语歌曲，此前极少走出粤东进入全国教材的视野。这种缺失不单是课程内容的选择问题，更折射出一种潜在的观念：方言文艺被习惯性地归入“民俗”而非“文学”，被放在“地方知识”而非“经典文本”的格子里。一个大学生可以在教材中读到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俄罗斯的白银时代诗歌，却未必有机会在课堂上面对一段自己家乡的声音。这种结构性的文化窄化，值得深思。

《黑夜里的太阳》入选《大学语文》，在观念层面打破了这一格局。它用自身的存在表明：方言文艺作品在审美价值、情感深度和文化内涵上，可以与标准语作品同堂对话。这一步虽小，却为教材边界的拓展打开了一道缝隙。而这一缝隙的打开，离不开教材编写者不拘一格的文化视野和学术判断。

三、从语言政策到文化尊严：一个需要诚实的议题

将方言歌曲编入大学语文教材，是否与推广普通话的国家语言政策相冲突？这个疑问需要正面回应。

普通话是国家通用语言，是维系十四亿人交流的公共纽带；方言是地域文化的基因，是数亿人乡愁所系的私人密码。两者在功能上可以形成互补——普通话承担正式场合的交流功能，方言承载日常情感与地域文化的细腻表达。《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推广普通话，同时也尊重语言多样性，为方言在特定情境下的使用留下了空间。两者并非此消彼长的竞争关系，而是可以各安其位的共生关系。

但诚实地说，现实中这种共生远未完全实现。在城市化与标准化的双重挤压下，方言的代际传承出现了明显断裂。据教育部2019年发布的《中国语言文字事业发展报告》，全国范围内青少年对方言的掌握程度呈下降趋势，城市青少年中能流利使用家乡方言的比例已不足三成。在校园里，方言往往被无形中边缘化，学生说家乡话有时被视为“不标准”。这一社会心理的形成，与方言在教育体系中长期缺席有关。一种语言如果从不被纳入正式的教与学，它的尊严感便难以在年轻一代心中扎根。

易白本人后来离开部队，在深圳定居，写剧本、写诗歌、写小说，偶尔深夜泡茶时会想起红土高坡上的那个月亮。他本人也置身于方言使用场景收缩的大趋势之中。这是一个值得诚实面对的矛盾：教材收录一首方言歌，并不能逆转方言在大环境中的整体态势。它的意义更多在象征层面——让年轻一代在教材中感知到，自己的乡音有人在意，有人郑重地收进了课本。

《黑夜里的太阳》提供了一种温和的回应方式。易白同时推出潮语版和国语版——潮语版保留乡音的本真，国语版照顾更广泛的听者。国语版的出现并非对潮语版的否定，而是为了让不懂潮汕话的人也能进入歌曲的情感世界。将这样的作品编入教材，传递给大学生的是一种清醒的语言观：尊重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规范，同时珍惜方言所承载的文化记忆。

教材的篇幅有限，但态度可以更开阔。

当然，方言作品进入通用教材也面临客观困难。如何在全国范围内遴选具有普遍文化价值的方言作品？如何在教学中处理方言与标准语的关系？如何制定合理的评价标准？这些问题需要教材编写者审慎应对，也需要学界持续探讨。一首潮语歌曲的入选是一个试探性的开始，方言文艺的系统性教材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迈出第一步，比原地不动更有意义。

四、打开一扇门，而不是砌一堵墙

《黑夜里的太阳》入选《大学语文》，看起来是一首歌进了一本书，实则涉及教材编写理念的一次调整。它意味着方言文艺首次在国家级通用教材中获得了与标准语作品同台展示的机会，也意味着教材编写者在经典选文之外主动纳入了来自民间、来自方言文化的表达。

易白在得知消息后写道：“我没关系没背景，也非什么‘二代’。”这话说来朴素，却暗含了某种普遍的社会情境。一个没有特殊资源的创作者，凭一首冷门歌被国家级教材收录，这中间没有利益交换的痕迹，有的只是作品本身与教材编写者文化判断的相遇。月亮照过苏轼，照过守夜的兵，现在照进课堂，照着一群念书的年轻人。他们读到这一页的时候，也许不会知道写下这些字的那夜，山风有多冷，茶有多烫，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心里揣着多寻常又多笨拙的想念。

一首潮语歌曲的入选，不宜也不应被视为孤例。粤语歌、闽南语歌、客家山歌、吴语评弹……中华大地上的方言文艺浩如烟海，大多数尚未被充分看见。教材编写者不妨在此基础上探索方言作品遴选的基本思路，优先选择那些兼具艺术水准与文化自觉的作品，兼顾地域分布的均衡，确保入选文本在语言和内容上经得起课堂检验。当大学语文教材逐渐摆脱单一标准语的局限，更充分地呈现中华语言文化的多元图景，语文教育才可能拥有更饱满的生命力。

教育的力量，从来不在于用一种声音取代所有声音，而在于让不同的声音都有被听见的机会——哪怕它来自最偏僻的乡土，说着最古老的乡音。

一声乡音，或许真能化作万里春风。

评论作者

王家佳，90年出生于皖南山村，00年随父落户深圳，“回不去又混不好”的深二代。“脑结构丰富、心结构单纯”的设计师、自由撰稿人。

注：据复旦大学出版社《大学语文》第二版目录信息及易白公开发表的创作谈。易白，本名王增弘，退役军人，曾获国际紫荆花诗歌奖全球华语诗歌大赛最高奖诗歌贡献奖、首届杨牧诗歌奖、首届国际生态文学奖，诗、文、歌、画、影、音等作品累计获奖百余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