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新冠病毒药物难买背后：创新药卡在“最后一公里”

高翼 | 撰文

一款药，投入数亿元研发费用，经历临床试验、紧急审批和产能爬坡，到了感染抬头时，最后却可能输给一句“附近没有”。

新冠口服抗病毒药最近一段时间就处在这样的尴尬里。

今年7月以来，新冠病毒活跃度再度抬升。中国疾控中心公布的第29周监测数据显示，门急诊流感样病例中，新冠病毒阳性率达到16.3%，环比上升4.3%，超过流感病毒；住院严重急性呼吸道感染病例中的新冠阳性率为5.9%。疾控判断为中流行水平，同时明确没有发现未知病原体。

在经历疫情后，如今在全民都有免疫基础的条件下，感染活跃度回升不一定等于重症会同步增加。对很多年轻人来说，感染后可能发烧、咳嗽、乏力，休息几天便能恢复。

但老人、肿瘤患者、器官移植患者，以及合并多种基础病的人，对他们而言，最怕的往往不是多烧几天，而是病毒在早期快速复制，最后把一场呼吸道感染拖进急诊、病房，甚至重症监护室。

但新冠特效药的获取并不畅通。

据《每日经济新闻》援引的平台数据，7月6日至13日，美团买药的新冠用药订单周环比增长32%；7月13日，京东平台新冠相关用药成交额环比增长近6倍。然而，线下药店却没有同步进入状态，在实际的需求对接中，部分店员仍把流感药和新冠抗病毒药混在一起，线上渠道虽能问诊购药，配送速度也未必赶得上早期干预的时间窗口。

新冠感染和常规流感都属于“乙类乙管”范畴，但是二者对应的药物在获取难度上并不对等。或许是受到“联防联控时代”相关政策提到的“零售药店不得违规销售”新冠相关治疗药物影响，直到如今，包括国产以及进口在内的六款新冠口服治疗药物均无法进入零售药店销售。

而这其中，包括先诺欣、民德维以及辉瑞的Paxlovid均已获得常规批准（而非附条件批准）的口服抗新冠病毒药物，有了坚实的安全及有效性数据支撑，但社区端的可及性却没有随之建立。

抗新冠病毒创新药是一个特殊时期监管与企业共同努力下的结果，如今企业有供给、市场有需求、疗效和安全性有支撑，创新药的落地，不应该断在医院、药店、平台和配送这最后的一公里。

药越要早用，患者拿药的路越长

新冠口服抗病毒药不是感冒药，更不能当成家里常备的退烧药来吃。

还是以先诺欣为例，它在2024年由附条件批准转为常规批准，用于治疗轻中度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成年患者。不过，对具有进展为重症风险的人群，发病早期完成医生评估和用药尤为重要。

处方管理有必要，问题出在路径太绕。

一个有基础病的老人，在家测出抗原阳性后，通常会先问家人，再问社区医院，再查哪家大医院有药。即便终于挂上号，医生仍需评估是否适合用药，院内也要确认库存。线上平台看上去快一些，可问诊、处方审核、药房配货和配送同样需要时间，很多地方最快也得次日送达。

每一步单独看都合理，连在一起，一天甚至几天就过去了。

对于能扛过去的年轻人，这段等待更多意味着难受几天。对于高风险患者，它消耗的是早期干预窗口。

这也是抗新冠病毒药物和很多慢病药的区别：降压药晚半天拿到，通常仍有补救空间；抗病毒药讲究尽早评估、尽早使用，渠道效率本身就是疗效的一部分。

现实中，抗新冠病毒创新药很多仍主要沉在医院端。

2023年1月，新冠感染已实施“乙类乙管”。过去以发热门诊和医院集中救治为中心的安排有其背景；如今感染多为散发、反复的小高峰，患者先在家里检测，第一反应是打开手机或走进楼下药店。

诊疗场景已经变了，渠道规则也该随之回到常态化管理。

药店为什么不愿意备药

药店作为对接“短平快”医疗需求的一线入口，在药品备货和供需对接上的主观能动性是相当强的。

店员把流感药推荐给新冠患者，说明用药教育仍有缺口。流感病毒和新冠病毒不同，奥司他韦、玛巴洛沙韦也不能替代抗新冠病毒药。

但抗新冠病毒药物难落地，店员培训固然要补，根源仍在于药品准入、处方流转和库存机制没有一起走到零售端。

它是处方药，药店需要有合规的处方来源和药师审核能力；它客单价相对较高，顾客不会像买退烧药一样随手购买；它的需求又高度波动，平时几乎没有动销，一波疫情来了才突然有人问。药店备货要占用资金，还要承担临期、滞销、冷链或配送、员工培训等成本。

流感抗病毒药已经形成较成熟的院外路径：患者认知更充分，零售端周转更快，处方审核和配送也有常规做法。抗新冠病毒药物同样属于抗病毒处方药，差别不应固化在渠道上。新冠已实施“乙类乙管”，监管重点应落在处方真实性、药师审核和用药追溯，而非让药物长期滞留在医院端。

医院也有自己的账。

医院承担诊断、处方和复杂患者管理，风险较低，也更便于规范用药。可当感染从集中暴发变成日常散发，所有患者都挤到医院走一遍流程，成本很高，效率也未必好。互联网医疗平台能承接问诊，却未必掌握附近药房的实时库存；即时零售平台能送药，却未必能在短时间里完成每一例患者的风险评估。

结果是，医院倾向于守住用药安全，药店担心压货，平台顾虑处方合规，药企担心铺货没有回报。每一方都有道理，患者却常常卡在缝里。

这就是“最后一公里”最麻烦的地方。它不缺一个单点能力，缺的是把单点能力接成一条路。

创新药的账，不能只算到获批那一天

过去几年，国内已有多款抗抗新冠病毒药物获批上市。它们背后，是药企在病毒快速变异、临床资源紧张、市场前景不明的环境里押下的研发投入。

公开报道显示，先声药业的先诺欣研发费用超过5亿元；君实生物民得维的直接研发费用也曾被报道为8.8亿元。这类数字未必能完整代表一款药的总成本，却足以说明，口服抗病毒药并非“疫情来了就能迅速造出来”的普通商品。

研发是一场高风险投入，商业化又是另一场风险。

2023年，先诺欣的挂网价格曾从750元/盒下调至630元/盒。企业降价的逻辑可以理解：降低患者负担，换取更多可及性。可价格下降并不会自动带来销量。

患者是否知道这种药、医生是否愿意开、药店是否敢备、平台能否接单、医保和支付是否顺畅，任何一个环节掉链子，药的市场空间都会被压缩。

抗新冠病毒药物面对的是典型的波动需求：疫情平稳时，企业要承担生产排期、渠道维护和库存管理成本；疫情抬头时，社会又希望药物立刻铺到每个社区。企业当然应承担保供责任，可公共卫生所需要的“随时可用”，不能长期建立在企业单方面压库存、药店单方面垫资金的基础上。

说到底，抗新冠病毒药物既是商品，也带着公共卫生属性。完全按普通零售品来算账，容易缺货；完全按应急物资来管理，又难以形成长期、稳定、规范的服务体系。监管要守住安全底线，市场也要提供可持续的院外服务能力。

这笔账，该由更成熟的机制来一起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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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通”该被放到创新鼓励链条中间

扩大院外可及性，并不意味着放松处方药管理。

真正需要打通的是一条分层路径：患者自测阳性后，先由社区医生或互联网医院完成风险评估；符合条件的人获得电子处方；药师核对相互作用和用药禁忌；附近有资质的药店或医院药房接单配送；病情复杂、风险较高的患者再转至医院。

把这条链跑顺，处方药管理并不会被削弱，反而能减少患者到处“碰运气”的情况。

互联网医疗服务政策层面其实已为此留出了空间。

《药品网络销售监督管理办法》已明确，合规药品网络零售企业可在实名制、真实可靠处方、药师审核、风险提示、配送与记录追溯等条件下向个人销售处方药。商务部等9部门也鼓励医疗机构、互联网医院与药品零售企业依托电子处方流转平台开展处方流转，也支持连锁药店总部通过远程药学服务补充处方审核和合理用药指导。

整体的院外处方药监管环境在一步步往前走，但抗新冠病毒药物这个“特殊品类”还停留在联防联控机制下的政策设计空间里，被单独对待。

回到行业层面，连锁药店没有必要让每一家门店都长期备货，可以设置一批高风险呼吸道感染药品服务点，按区域流行数据动态调拨；平台需要把问诊、电子处方、库存查询、药师审核和配送能力接起来，别让患者在几个入口之间来回跳转。对承担应急备货和夜间配送的药店，也该探索库存预警、跨店调拨和合理补偿。

医药的链条很长，从研发到送到患者手里需要一整个体系的共同努力，上述这些流通端“细枝末节”的问题，任何一个都会卡住整个创新药价值兑现路径。所谓的“全链条鼓励创新药”的政策，也是在不断完善这一整个创新价值兑现的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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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新冠或许不会再像几年前那样，让整套医疗系统停下来等它。

先诺欣等国产新冠药的经历说明，数亿元研发投入、数年的临床验证和一道道审批程序，可能卡在一句“附近没货”上。这也是抗新冠病毒药物难买最值得追问的地方——整个医疗体系能否把创新真正送到患者手中。

而这背后，也是更大的时代命题：中国创新药的内需市场，不能只停留在获批、进院和医保目录这些节点上。“望药蒙尘”的良好夙愿应该是世上再无疾病，而不该是因主观或客观条件送不到患者手中。

抗新冠病毒药物只是一个切口。

今天卡在“最后一公里”的药，明天也可能是肿瘤、罕见病、慢病管理领域的创新药。中国医药内需真正成熟的标志，不在于市场上又多了多少新药，而在于患者需要时，能否更顺畅地用上对的药。

药已经造出来了。接下来该补上的，是从创新到患者之间那段最短、也最容易被忽略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