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银行飞单案的故事

一

2023年6月5日，上海。

一个普通的工作日，吴某走进天津银行上海闸北支行，找到了她的理财经理叶某。

此前的十余年里，吴某在这家银行购买过近四百款理财产品——从银行自营到代销产品，她熟悉这里的每一个流程、每一道手续。叶某自2011年起就在这家支行担任理财经理，两人已是多年的老相识。

那天，叶某向她推荐了一款产品。

吴某按照叶某的指引，下载了一个叫“掌某”的第三方APP，注册，线上签约，然后从柜台将170万元转入了一个上海某供应链公司的账户。整个过程行云流水，却又处处透着一股异样——下载陌生APP、向非银行账户转账、签署没有天津银行字样的合同，这些操作和她此前数百次购买银行理财的流程完全不同。

但她还是做了。

2023年9月15日，她收到了一笔“分红”。此后，再无音讯。

170万本金，刨去这约3.77万元回款，净亏约166.2万元。海银财富爆雷了。吴某购买的那款“创某项目”，正是海银财富发行的非银行理财产品。

二

吴某把叶某和天津银行一起告上了法庭。

一审法院的判决，在很多人看来是情理之中的——银行有责任。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认为，天津银行上海闸北支行违反审慎监管职责，存在管理疏漏，这种疏漏为叶某私售产品提供了便利。叶某在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向客户推介非本行产品，还在工作场所帮吴某操作手机。一审法院判令天津银行上海闸北支行承担10% 的赔偿责任——16万余元；叶某个人承担15% ——24万9千余元。

“各打五十大板”。这是过去法院处理“飞单”案的惯常逻辑——银行内控有漏洞，就该承担一部分赔偿责任。

但天津银行不服，上诉了。

2026年，上海金融法院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意外的判决：

撤销银行全部赔付责任。银行，一分不赔。

三

二审法院的逻辑是这样的：

吴某是天津银行十余年的老客户，买过数百款产品，对正规购买渠道和流程“应当十分清楚”。但在购买涉案产品时，她经历了下载第三方APP、在第三方平台签约、向非银行账户转账等一系列完全不同的操作。作为一个资深投资者，她理应注意到这些异常。

更致命的是那段聊天记录。

产品爆雷后，吴某还在找叶某推荐理财。叶某推荐了天津银行的“天天理财”，吴某问了一句：“你们银行的理财产品总还是安全的吧？ ”

法院认为，这句话直接证明了——吴某在购买海银财富产品时，主观上就知道那不是天津银行的产品。她知道自己在买什么，她只是赌它不会爆雷。

于是，法院的结论是：即便天津银行上海闸北支行存在“监管过错”，这个过错与吴某的损失之间，没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

写到这里我想问一下：

怎么？知道与不知道，难道就是全部判决之道？基本道德的道呢？哦，道德不是法律之道……

总之，死道友不死贫道

四

法律上，银行赢了。

但如果你觉得这就结束了，那就太天真了。

2026年5月29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天津监管局的一纸罚单砸了下来：天津银行因“贷款三查不尽职、员工管理不到位及员工从事违法活动、未按规定报送案件信息”，被罚款90万元。

同一年7月，天津银行成都分行因违反账户管理规定，被人民银行四川省分行罚款379.84万元。据不完全统计，2026年以来天津银行及其分支机构多次被罚。

从信贷“三查”到员工行为管理，从账户合规到金融统计上报，天津银行的内控体系漏洞百出。飞单案二审虽然银行在法律层面免责了，但暴露的员工行为管控漏洞并没有消失。

官司赢了，合规输了。你也可以理解为，其实银行也知道自己一直在做什么——既然银行知道，那请问为啥还要判它在飞单案中免责呢？飞单案不用赔钱，但罚款就毫不手软——反正这个钱无论如何也不能赔给那个爱买理财的少妇对吧……

五

这起案件的戏剧性反转，之所以能引发如此大的舆论波澜，是因为它精准地踩中了公众对银行业丑陋嘴脸的刻板印象。

长期以来，银行在公众心中是一个“权责不对等”的怪物。你存钱进去，它拿你的钱去放贷、投资，赚得盆满钵满；你取钱时少了一分，那是“离柜概不负责”。银行搞错了你的账目，那是“系统故障”可以慢慢修正；你欠了银行一分钱，它能追你到天涯海角，征信、诉讼、强制执行一条龙。

我能占你便宜，你休想占我便宜。

这种双标，早已刻进了公众对银行的集体记忆里。所以每当“飞单”案曝光，公众的第一反应永远是——银行又要甩锅了。这种反应不是没有来由的偏见，而是银行用几十年时间自己攒下的“口碑”。

银行吸储时，打的旗号是“国家信用、安全稳健”；承担风险时，瞬间变脸为“独立法人、自负盈亏、按合同办事”。盈利时沾国家光，亏损时甩商业锅——这种做派，是银行业公信力崩塌的根源。

六

从社会学角度看，天津银行飞单案是这个时代的典型切片。

它发生在这样一个时刻：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入中高速增长，曾经“刚兑”的信仰正在被一层层剥落。信托爆雷、私募跑路、理财产品净值化——过去那种“买了就能赚钱”的幻觉，正在被现实一一击碎。而银行，作为这个金融体系中最具“国家背书”色彩的环节，成了最后一道心理防线。

但防线正在崩塌。

当一家银行的理财经理可以在工作场所、工作时间，向一个十年的老客户推销第三方“飞单”产品，而当这个产品爆雷后，银行又可以全身而退——公众看到的是什么？是一个系统性的道德风险：

银行赚管理费的时候不分你我，赔钱的时候你是你我是我。

从政治学角度看，这折射的是监管与市场的永恒张力。一方面，监管部门三令五申禁止“飞单”，出台了“双录”规定，要求银行设立销售专区、对每笔理财销售同步录音录像。另一方面，制度的执行却总在最后一公里失守。

银行内部，KPI的压力层层传导到一线员工。理财经理的工资、奖金、晋升，全都和销售额挂钩。当一个员工面对“完成业绩拿高薪”和“守规矩拿底薪”的选择时，诱惑是巨大的。而银行的管理层，当然知道下面的人在干什么——只要不出事，你好我好大家好；出了事，那是“个别员工的个人行为”。

这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默许，才是飞单屡禁不止的真正土壤。

七

天津银行飞单案最讽刺的地方在于：它合法，但它不得人心。

法院的判决在法律上是严谨的。上海金融法院精准地界定了“银行内控疏漏”与“投资者损失”之间的法律边界，打破了“有错必赔”的惯性思维……啊，有错都不一定必赔啊？说对不起害死了你就行了啊？这打破的也不是啥好玩应啊……

公众看到的是：一个银行员工在银行网点里卖了非银行的产品，银行的管理出了问题，最后亏钱的却是富婆，富婆再怎么为富不仁但这样对富婆也有点太一视同仁了吧……银行被罚了90万——这笔钱进了国库，跟受害者没有一毛钱关系。而受害者吴某，一个把170万托付给“银行”的普通投资者，最终要独自吞下约166.2万元的苦果。

苦一苦富婆吧。

八

这起案件留下了一个没有回答的问题：

为什么一个员工能在银行网点内部，用银行的工作时间、银行的场所，把银行十年老客户的170万“导流”到一家非法集资平台？

这个问题，法院没有回答，银行也没有回答。90万的罚款回答了部分，但总归和普通人无关，反正你亏了钱就别想从过错方拿回一分，自己苦一苦吧。

银行又赢了，可谁也不敢保证自己永远赢下去。除非你出老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