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千年乡村聚落的空间演变过程及其影响因素——以浙西南地区龙泉市为例（下）

江西地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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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影响因素分析

乡村聚落空间分布及其演变是自然环境约束与社会经济驱动综合作用的结果。结合聚落空间格局变化特征，本文从自然与社会两方面分析龙泉市乡村聚落的主要影响因素。

4.1自然因素

4.1.1高程

龙泉市地形以低山丘陵为主，其中海拔200~500m的丘陵区聚落数量最多，共827个，占总数的55.47%（图7a）。从聚落密度看（图7b），各时期大致表现为平原和丘陵区高于低山和中山区。清代以前平原区聚落密度优势并不明显，民国以后明显增强，由清代的37.96个/100k㎡增长至1930年的73.39个/100k㎡。

4.1.2坡度

在坡度结构上，15°~25°斜坡面积最大（图8a），而聚落主要集中于6°~15°的中坡区间，共721个，占总数的48.36%。中坡既具有相对稳定的建设条件，又有利于排水防灾，是典型的山地聚落适宜建造的坡度。明代及明代以前聚落密度随坡度增大总体下降（图8b），但明代以后缓坡（2°~6°）聚落密度显著提高并超过平坡（0°~2°），反映出在人地矛盾加剧、平坡面积有限的情况下，聚落逐渐向缓坡、中坡扩展。

4.1.3河流

新增聚落与河流距离关系（图9）表明，各时期新增聚落密度普遍距河流距离增大而呈下降趋势。清代距河流0～500m的聚落密度最高，达57.87个/100k㎡。总体上，距河流1500m以内的新增聚落占总聚落数的80%以上，说明水资源可达性始终是龙泉市乡村聚落选址的基础性约束条件。

4.2社会因素

4.2.1人口

各时期聚落数量快速增长阶段与人口显著扩张基本同步（图10）。宋元时期，北方战乱与青瓷产业兴起推动大批外来人口南迁龙泉，该阶段聚落数量呈增加趋势。明清时期，在农业政策优化与来自福建、江西等移民迁入的共同作用下，人口持续增加，由元代的10.7万人增至清代的14.3万人，自然条件较优区域聚落趋于饱和，聚落开始向支流流域及山地边缘拓展。民国时期，龙泉因区位偏僻成为战时后方，迁入人口大幅增加，约4.49万人，带动聚落的进一步加密。1949年以后人口稳定增长，1980年达23.7万人，对应聚落数量缓慢增加、空间格局基本定型。

4.2.2交通

早期龙泉陆路交通以一条自西南至东北的官驿道为主，叠加龙泉溪等可通航河道，形成以水路和驿道为主的交通格局，聚落沿此格局集聚。民国以后公路网络逐步加密，联通8个乡镇。至1980年基本连通42个乡镇，显著提升了山区可达性（图11）。距离分析结果（图12a）表明，宋代以前和宋代新增聚落中，距陆路4km以内的比例都在50%以上。元、明、清代比例呈下降趋势。随着交通线路增加，1980年该比例上升至96%。共同考虑水路和驿道（图12b），新增聚落数量随距交通线路距离增大而递减，其中1km内数量最多，3km以内占比均超过60%。

5讨论

5.1土地适宜性与聚落空间演化

本研究进一步运用土地适宜性评价方法，定量揭示聚落选址与自然环境的内在关系及其演化特征。结果表明：第一级土地适宜区面积最小但聚落密度最高，第四级适宜区面积最大而聚落密度最低（图13a～图13b）。分时期看（图13c），宋代以前至明代聚落主要集中于第一级土地适宜区；清代至1930年，第二级适宜区的聚落密度占比迅速上升，第一、二、三级占比差异缩小，体现出聚落在优越适宜区高密度分布的同时，逐步向适宜性较低区域扩展。

总体上，随着人口增加和人地矛盾加剧，聚落由自然条件优越区向相对不利区迁移，这一点与已有定性研究结果一致。但既有研究仅以海拔衡量自然条件，难以反映地形稳定性差异。本文综合海拔和坡度构建适宜性指标，结果显示清代是龙泉市人地关系的转折点，聚落由自然条件优越区向相对不利地区迁移。结合王传胜等提出的“适度集中与分散化分布”结论，可以认为龙泉市聚落清代以前以适度集中分布为主，清代至1930年进入以分散化为主的空间扩展阶段（图13c），呈现小规模、分散式分布。1949年以后，聚落空间演化受自然因素制约减弱，而受经济、政策等人文因素影响显著增强，龙泉新增聚落重新偏向于自然条件较好的地区，整体格局回归适度集中分布特征。

5.2聚落格局与已有人口重建结果对比

本研究将主要时段聚落与History Database of the Global Environment(HYDE)的3.2版本人口数据进行对比。在数量方面，宋代以前至清代平均聚落密度与HYDE3.2平均人口密度在宋代和明清均出现上升高峰，元代和民国时期两者趋势则相反，平均聚落密度继续上升而平均人口密度呈下降趋势。本研究聚落密度在这两个阶段的变化趋势与区域人口重建结果不同，说明全球人口数据集在山区县域尺度上存在不确定性。在空间上（图14），宋代以前至明代，本研究聚落核密度和HYDE3.2人口密度最高值均主要集中在龙泉溪河谷平原，表明二者均识别出核心集聚带。但聚落核密度高值范围相对紧凑，而人口密度高值区沿河谷向上下游和部分支流方向延伸，在西北部等聚落较少的区域也呈现出较高人口密度。清代以来，两者均显示出由主干河谷向更大范围扩展的趋势，但人口密度中心始终在龙泉溪河谷平原，而聚落核密度中心逐渐向八都溪等支流流域偏移，呈现出多核轴带格局。这种差异与二者重建方法密切相关:HYDE3.2采用国家或大区域人口总量分配至网格的“自上而下”方法，适合刻画大尺度人口格局，但在地形破碎的山地县域易导致空间平均化；本研究则以历史文献和历史地图为基础，重建实际聚落的位置和密度，更能反映局部地形与聚落选址的关系。对典型山区市龙泉而言，其聚落空间重建结果在区域尺度上具有更高的精细度和可信度。

5.3本研究的优势与不足

本研究基于地名志、地方志、历史地图和地名信息网站等多源资料，确定了研究区72%聚落的建立时间。与湘西和蔚县利用单一数据源可重建86%和92%的聚落建立时间相比，多源方法重建聚落建立时间的比例略低，但在文献不完整、记载不统一的背景下具有更强的适用性和可迁移性，便于推广到资料相对薄弱或类型多样的地区。本研究综合运用GIS空间分析方法，识别出龙泉乡村聚落由“单核集中—多核扩张—多核轴带”的演化模式，并定量刻画了清代的人地矛盾转折及聚落向次优地区扩展的过程，这是对现有多集中于明清时期或现代时段研究的延伸和补充。

近千年尺度识别出的聚落稳定核心区和沿河谷－交通走廊的多核轴带格局，可为龙泉及类似低中山丘陵区的乡村空间布局优化和基础设施配置提供历史参照，支持在长期稳定发展轴线上划定乡村发展重点区;长期延续的历史聚落及与青瓷贸易相关的聚落廊道，为传统村落保护名录遴选和历史文化景观廊道构建提供空间依据;结合土地适宜性评价识别出近代以来进入的低适宜甚至不适宜地区的聚落分布，有助于确定生态敏感区内居民点整治和生态修复的重点区域，为山区乡村规划、遗产保护与生态建设提供定量支撑。

但本研究仍然存在一定局限：一是仍有522个聚落缺乏可靠的建立时间记载；二是部分建立时间依赖佐证信息推断，时间精度有待提高；三是尚未系统纳入已废弃聚落，重建格局偏重于“存续聚落”。未来可通过实地调查、口述史和考古资料进一步完善时空数据库，补充废弃村落信息，并在更大区域尺度上开展跨区比较，以检验本研究提出的演化模式在更广泛山区的适用性。

6结论

本文利用地名志、地方志、历史地图及地名网站信息等多源资料，重建了龙泉市从宋代以前至1980年的乡村聚落时空演变格局，刻画了不同历史阶段乡村聚落分布特征及演化路径，结论如下。

（1）各时段新增聚落点在宋代、清代和1930年增长显著，与阶段性的外来人口的迁入有关。空间上聚落由显著聚集型逐步转为近似随机型，其空间演变格局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宋代以前—元代的单核集中发展模式，明代—清代的多核扩张发展模式，1930—1980年的多核轴带发展模式。

（2）各时段乡村聚落时空分布格局是自然因素和人文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聚落点主要分布在海拔200～500m、坡度6°~15°、距河流小于500m的自然条件优越地区。外来人口大量迁入导致乡村聚落数量增长，而新增聚落点主要分布在距交通线路1km以内的地区。

（3）山区乡村聚落普遍呈现适度集中与分散化并存的空间特征。以龙泉市为例：自然适宜性对格局演化具有基础约束，高适宜区面积虽小但聚落密度最高；清代前后聚落开始明显进入适宜性较低地区，是人地矛盾加剧与空间扩展的关键转折期；1949年以后新增聚落的倾向性迁移反映了人类活动对自然和人文因素适应性的调整和优化。

（4）本文研究结果丰富了低中山丘陵区长时间尺度聚落时空格局演变规律的认识，并为山区乡村空间布局优化、传统村落与文化景观廊道保护以及生态敏感区居民点整治与生态建设提供历史参照与理论支撑。

作者：张丽娜,魏学琼,蒲阳,李蓓蓓

来源：《山地学报》2026年第44期（1）

选稿：耿 曈

编辑：董进康

校对：杨 琪
审订：江 桐

责编：杨 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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