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安全新棋局：石油进口多元化的金融支撑路径

文 /卢俊杰

中国石油进口依存度长期维持在70%以上，进口来源虽已呈现多元格局，但中东仍占重要份额，2026年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安全事件再次凸显了来源与通道集中的潜在风险。文章聚焦石油进口来源多元化推进过程中面临的金融障碍，从结算货币错配、贸易融资门槛偏高、政治风险保险覆盖不足三个维度分析金融体系的制约机制，结合人民币石油结算、上海原油期货、政策性银行融资和出口信用保险的实践进展，提出构建“结算、融资、保险”三位一体金融支撑体系的路径建议。研究表明，金融工具的定向部署是多元化战略从规划走向落地的关键环节。

中东依赖的深层代价：金融维度的审视

通道安全是中东依赖的表层风险，金融层面的代价才是更隐蔽、更持久的约束。中东产油国长期以美元计价，中国石油企业的采购成本直接暴露在美元兑人民币汇率波动中，套期保值工具的可获取性远不及欧洲同行。中国在石油金融领域的话语权与其作为全球最大原油进口国的地位严重不匹配，而进口来源的过度集中使这一结构性弱点更加突出。

替代来源方向的金融障碍因国别而异，大体涵盖结算摩擦、融资门槛、合规风险三类。俄罗斯方向，卢布汇率高波动和俄方银行系统的国际合规限制使结算摩擦仍未消除，部分石油企业只能以预付款方式锁定货源，资金占用成本大幅高于标准信用证安排。非洲产油国受主权信用等级和外汇管制影响，商业银行授信门槛相对较高，融资成本明显高于中东渠道。中亚方向，跨境支付基础设施薄弱，部分合同需借道第三国银行中转结算，增加额外成本。拉美产油国则因美国制裁政策的延伸带来合规不确定性，相关融资业务面临更高的审慎要求。

人民币结算：突破与局限并存

过去数年，人民币在石油贸易结算中取得了若干实质性突破。据公开报道，伊朗对华原油出口已实现全部以人民币结算，沙特阿美对华销售中人民币计价的比例也在持续提升。据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公开数据，人民币计价原油期货自2018年上市以来，累计成交金额已达149.27万亿元，境外交易者日均成交占比超过两成。据官方统计，仅2025年上半年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处理业务金额即达90.19万亿元，为石油结算提供了底层清算保障。推动人民币在石油领域计价结算是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一步发展的有力突破口，上述进展为人民币石油结算的进一步推广提供了可复制的路径经验。

然而，这些成果有一个共同局限：高度集中于中东方向，恰恰是多元化战略最不需要强化的方向。俄罗斯是能源贸易转向中最重要的新来源，但中俄能源贸易的人民币结算仍受制于俄方银行配套能力有限、卢布锚定体系不稳定等制约，结算比例的提升面临体制性阻力。非洲方向，尼日利亚、安哥拉等国货币与人民币的直接兑换机制基本不存在。中亚方向，哈萨克斯坦石油出口的主流结算货币仍以美元为主，人民币的渗透率极低。

核心制约：贸易融资与政治风险保险

如果说结算货币的问题是“已有工具但覆盖方向不对”，那么贸易融资和政治风险保险的问题则是“工具本身不够用”。

就贸易融资而言，商业银行在对非洲、中亚方向的石油贸易授信上，面临显著的风险定价压力。石油贸易融资涉及政策合规、客户信用、市场波动、操作执行等多重风险维度，而高风险来源国的石油贸易在上述维度上几乎都处于风险上限区间，导致商业银行惜贷、信用证开立门槛提高，融资周期相比中东渠道明显拉长。部分非洲产油国政治经济环境存在不确定性，合同履约条件稳定性不足，进一步压缩了商业银行对该区域的授信意愿。

就政治风险保险而言，缺口同样突出。中国信保作为政策性信用保险机构，在能源领域的承保能力已有一定积累，但对于大宗石油进口的政治风险覆盖，无论是赔付上限还是承保条件，距离支撑大规模来源多元化所需的保障量级仍有差距。研究结果发现，出口信用保险作为高阶的结构性融资工具，能够显著缓释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面临的国家风险，缓释作用在23%至40%，但前提是保险覆盖范围和承保额度足以匹配交易规模。与国际多边投资担保机构即MIGA相比，中国信保在对接“一带一路”沿线产油国方面的差异化工具开发仍相对滞后。

政策性银行在石油贸易融资中具备独特的介入空间，但现有布局与多元化需求之间存在错位。我国通过亚投行、丝路基金及政策性银行的投资已初步形成能源金融框架，但这些投入主要集中在能源基础设施建设，而非直接服务于石油进口贸易的结算融资链条。相比之下，日本国际协力银行JBIC已设立专项能源进口融资窗口，对战略性来源国的石油贸易给予政策性利率支持，中国的政策性银行尚缺乏类似的定向安排。

路径构建：“结算—融资—保险”三位一体

上述三个维度的制约相互叠加：结算摩擦抬高交易成本，融资门槛压缩开拓空间，保险缺位放大风险敞口，共同构成了一条递进制约链。核心任务不是创设全新工具，而是将已有工具重点配置到多元化目标方向，并在三条线之间建立协同机制。

CIPS的国别覆盖扩展是结算端最紧迫的任务，优先推进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尼日利亚等目标国的直连接入，为本币结算提供基础设施支撑。同时，上海原油期货应主动引入更多非中东产油国参与报价与交割，通过市场机制建立新来源方向的人民币定价参考系，而不仅是中东方向的人民币结算窗口。

进出口银行可借鉴JBIC经验，设立石油进口多元化专项信贷额度，对非洲、中亚、中南美洲等方向的石油贸易给予差异化利率和期限安排，引导商业银行形成跟进意愿。可通过再贴现、再贷款工具给予激励，降低商业银行在高风险来源国石油贸易中的融资成本，使其有利可图，而非被迫承担超额风险。

中国信保当前最突出的缺口在于多元化目标方向的覆盖不足。应针对目标产油国建立差异化费率体系，对战略优先方向给予补贴性费率，并将承保范围系统性延伸至国有化、汇兑限制、战争险等非传统政治风险类型。在此基础上，可探索建立与国家主权基金联动的风险共担机制，以主权层面的信用背书降低政治风险保险的定价成本，带动商业承保能力的扩展。三条线的联动逻辑是：结算体系扫清货币摩擦，政策性融资降低准入门槛，信用保险托底最后一层风险，形成“政策性金融开路、信保托底、商业金融跟进”的分层支撑结构。

地缘政治的倒逼往往以危机为窗口，但窗口时间有限，体系建设需要在窗口期内完成主体部署。当前中国石油进口来源多元化的战略意愿从未如此明确，制约在于结算、融资、保险三条金融支撑线尚未形成定向支撑多元化目标方向的协同机制。金融工具是多元化落地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地缘政治谈判、能源基础设施投资、运输通道安全同样不可或缺。当前窗口期内主体框架的建立，比完美体系的长期等待更为紧迫。

（作者单位系厦门华厦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