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颉刚：中国的学术概况

周秦的学术，只有创作，没有研究；纯是主观的，各人照各人的思想去创造各人的学说，如墨子创兼爱，老子创虚无，……是直觉而非研究的结果。

西汉末有一辈汉学家兴起，就是训诂学的创始，只研究而不创作，学术渐由主观而客观；然而此等人非纯客观而带有主观的色彩，是以今言说古。像东汉马融、许慎、郑玄辈，没有用十分研究工夫，只任意而讲，训诂之学不得谓精密。

自东汉至唐，如孔颖达的《五经正义》，他于训诂学上，实有精密的大进步。因为此时已有刻本风行，书本易得，便有相集而比较、而研究。

到宋更有进步，超过训诂而创考据。考据要有材料，考据的基础在于语言文字，然宋儒的工夫未深。

至清小学大发达，考据乃更透彻。此种学说，谓之“朴学”，此反“理学”而言。因理学研究哲学与人生之理，朴学专讲古书。现在看来，朴学的范围比理学的小，然它是根深而切实，每句话都有根据；但是（清人）尚受汉人的蒙蔽，因为想打倒自唐以后之训诂，所以抬出汉朝的人来。以现在的眼光看来，汉人释经偏于主观，当然不得奉为正义，然清人深信而不疑，所以其学也叫做“汉学”。西汉置十四博士，每一博士自成一家，如《春秋》有公羊、穀梁，《易经》有施、孟、梁、邱，……学说各异。清之儒者，不以主观释经，崇奉汉之学者，虽为纯客观，然其根本已误，因汉儒带有主观的色彩。

现在我们应当以完全客观的态度，以真理的标准，不该以一家为主，也不该以直觉为归；须以准确的眼光，切实做去；并非我们的聪明胜于古人，实时代为之，以后一定可以开辟一新境！

我的《古史辨》，现在还没有结论，虽没有多大价值，但希望能开一大路，提出问题，大家努力做去。我于经书，不管它的注疏（注，汉到唐；疏，唐到宋），仅读白文（即原文）。白文很易明了，被注疏一来，反弄得原意莫明；不看注疏，可得新的见解。

我研究的起点在禹，禹见于《书》《诗》二经。尧舜见在《书经》，《诗经》却未见。《书经》的《尧典》、《皋陶谟》、《禹贡》，都是秦汉人的思想，所以《尚书》开首这几篇除去，则与《诗经》同样没有尧舜，只有禹。但在《论语》见舜。《论语》大约战国初年作，因为其中载有曾子之死，曾子为孔门弟子中年最轻者，而《论语》得论及之（见《论语·泰伯篇》）。可见《书》《诗》二经乃东周或西周人作；而《论语》更后于《尚书》。由此而知时代愈晚，则古代之帝王愈多出。自禹而尧舜，而尧舜之后，又有黄帝炎帝出，一看就知是五行的思想，以金木水火土寓青黄赤白黑。这种思想大概也在战国时起，为邹衍辈提倡，看《史记·孟子列传》可知。

《尚书校释译论》，顾颉刚、刘起釪著

黄帝炎帝的“帝”字，在古人当为上帝，后人为之皇帝，在《诗》《书》二经可见。在战国时各国的诸侯都想进一阶级，韩魏赵都是晋臣，齐乃田氏之臣，都叫做“家臣”；到战国初年，韩魏……都成诸侯。本来在东周时“王”最高，现在诸侯皆王，遂以“帝”冠群“王”。《战国策》秦欲做西帝，约齐做东帝，因当时齐秦在七国中最强。于是帝制运动发生，各国都想统一天下，造帝号，以上帝之名加人；但不得空造，乃伪托古时已有帝号，像黄帝炎帝。则可见这是“五行思想”合了“帝制运动”而成的结果。“帝”号既成，又想进一步，因此有“皇”的发见。

“皇”本来是形容词，并非名词。秦统一天下，令群臣拟名。《史记·秦始皇本纪》“今陛下兴义兵，诛残贼，……古有天皇地皇，重有泰皇，泰皇最贵……”，故始皇自称皇。乃更一步一步地上进，天皇、地皇、人皇，之上又有了盘古的发见。

我们现在看见的史实是从上到下，然而实际上史料的发现是自下而上。盘古至东汉以后的书上始见。因而觉得有这样一个问题：觉得史料乃层层而来，真应了“譬如积薪，后来居上”的话（汲黯语）。我从这个见解，半年间成了《古史辨》一书。可说除此之外，并无特别的见解。

顾颉刚《古史辨自序》手稿

研究古史，现在仅赖书本，但书本是间接的转述，并传写难免差误。要有准确的古史发现，全赖发掘，发掘可发见古代遗物。商朝的民族分布黄河下游，近在河南山东一带，发掘得商朝的甲骨（甲，龟甲；骨，牛骨），且甲骨上的文字，皆占卜之语；因为商人都迷信鬼神，无论战事、狩猎、出入，皆占而刻语于甲骨上，由此可见商人的思想和风俗。现在已有许多人实地研究古代的遗物，将来的结果，比书本的见解当更为确切。

近来有瑞典人安特生，他是个地质学家而兼考古学家。他已发见许多没有文字的东西——陶器、人骨之类，在奉天沙锅屯、河南渑池县、甘肃狄道县，然没有铜器发见；这类东西，可见在有铜器之前，在有文字之前，而更在甲骨之前。现在虽尚无什么结果，但百年或千年后，地下的材料将层出而不穷。我们已知道中国的民族是由黄河而东，将来在河的两岸发掘，必能成一真正的古代史。

安特生

我自恨没有能力于发掘，而书本又伪者多。一切书上的事实——战国秦汉人的古代史料，我相信是种传说，而非史实。传说渐传渐变，和原来之实事相去愈远，且经过了纵（时间）横（空间）的变迁，古代的史料，仅足当“传说”看。但从纵横也可明书本的来源，也即传说的来源。譬如纵的方面，看《尚书》前后不同，前半有周秦汉统一的思想和制度，后半则近实事。横的方面，可知《庄子》河南人作，《论语》《孟子》山东人作，《楚辞》楚国人作，从各地书本上互相比较，则可明白内容的不同，大致是由简至繁，在此书为人，彼书却为神。则古书的为传说而非史实，可以明白了，但这种见解在这一二百年中，还不能完全确定，仅略明其梗概罢了。

我很希望诸位研究古书，勿迷信书本上的传说。因它经许多人的传述，许多人的注解，本身已有变更；故宁信白文，勿信注解；且眼光亦须超过前人。研究古书，于工具方面须注意，凡研究一种学说，须有无数学识帮助。

研究古书门径，第一是语言文字，第二是校勘学。因古书很多，有的已失传，要从伪书里去找出真本，须集各本校对，这是非常难的一种学问。譬如《论语》有鲁齐古三种，篇数都不同，文字也不同，材料更不同。现在的《论语》，非古非鲁非齐，乃是混合而成的。并其余五篇是后人所加，差误很多，每篇的篇末不连贯。怎样知道呢？因为同一《论语》中，于管仲有颂贬不同之处，如“微管仲我其披发左衽矣”是“颂”，“管仲之器小哉”是“贬”。袁枚已说过，颂管仲的是《齐论》，贬管仲的是《鲁论》。因为孟子有“子诚齐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有这样的矛盾，则孔子的史料是最难信。

《顾颉刚古史论文集》

今用校勘学以证实语言文字的外表，但内容和实质，须靠社会学、经济学、伦理学……以明之；仅是外表上的校勘，费许多功夫，到现在还不能明了，则意义上的考证，更是难到不可言说。世界上从没有一个人能靠了他一个人的智力，完全明白一件事，若每人能较前人进一步就好了；一步一步地上进，必能达到正确的、进步的新境。

我们要研究古书，必须脱离实用，并非因古书写得好，是在乎明了古代的生活和思想。然古代的思想是不适于现代的生活，倘若以古代的思想运用于现代，则成为了“开倒车”，因为时代不同，并且事实上应该有进步。

要强每人研究学问，是做不到的事情，因为各人的境遇不同。然而对于研究的道路和意义，是必须明确的知道。中山先生说“知之惟艰”，所以我十分希望诸位有志的同学，尽可向“难”的方面进行。学校为求常识之所，从常识的出发点，努力进行，拼命研究，自能有成功的希望！

*1929年4月16日在苏州振华女学国学研究会讲演之记录稿，原刊《振华女学校刊》，1929年。据顾氏是日日记，此次讲演题为“古史辨的主旨”，系该校副校长王佩诤所命题，该校“有经学课，亦甚提倡旧礼教，故予极论读古书非应用古代生活于现代，借以正其趋向”。

*录自上海图书馆藏件之复印件，由竹元规人提供，录入时略有删改。

（蒋恩钿、张如兰合记。本文摘自《顾颉刚全集补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