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TS掀桌格莱美：一道“亚洲奖”背后，全球音乐版图正在重写

全球乐坛因防弹少年团宣布不参加格莱美引发轩然大波。

2026年7月29日，BTS七名成员在Instagram同步发布声明，宣布不向第69届格莱美奖提交任何作品。声明只有一句话核心意思：“我们希望音乐能以它本来的样子被听到、被喜爱，而不是被地域和语言所划分。”

在参加格莱美三次表演，拥有五次格莱美提名，且今年新专辑成绩大超预期的前提下，BTS竟然敢拒绝格莱美？为什么？

音乐财经编辑部（ID：musicbusiness）观察发现，这件事因涉嫌种族歧视被热议的背后，远不止一个奖项的争议。它折射的是全球音乐产业一个正在发生的结构性变局，当音乐正在超越语言壁垒，旧的奖项体系还在试图用旧的方式画地为牢，影响了音乐的公平性。

隔离还是认可？

格莱美“亚洲奖”背后的分类歧视之争

2026年6月16日，美国录音学院宣布第69届格莱美（2027年2月颁奖）新增五个奖项类别。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最佳亚洲流行音乐表演奖”（Best Asian Pop Music Performance，简称APMP）。

按照官方规则，这一奖项要求参评作品“有意义地使用一种或多种亚洲语言”，涵盖K-pop、J-pop、C-pop等。录音学院CEO Harvey Mason Jr.表示，这是为了表彰亚洲流行音乐艺术的深度、多样性和非凡发展。

格莱美 CEO Harvey Mason Jr. 2024 年官方头像

乍一看，这是好事。亚洲音乐终于有了自己的格莱美赛道，但消息传开后，全球乐坛几乎瞬间炸了锅，音乐财经在社交媒体上发的一条帖子里，数百条评论蜂拥而至，内地的歌迷和BTS的粉丝都在热议这件事。

其实仔细分析大家争论的焦点后，我们会发现，网友热议的主要有三个方向：第一、如果亚洲音乐足够好，为什么不去直接竞争“年度专辑”、“年度制作”这样的通类大奖？亚洲不仅有K-POP，还有J-POP、C-POP和T-POP等，这么多国家这么多流派的音乐，就分这一个奖？怎么分？标准是什么呢？第二、这个奖项看上去是为BTS设计的一个“专属奖项”，因为主委会就是不想给通类大奖，在边缘化亚洲音乐人，但BTS的影响力明显已经能在美国乃至全球市场分一杯羹了；第三、BTS一个韩流组合，音乐作品不行，配不上格莱美，能有个提名就不错了，想太多。

回顾BTS与格莱美的关系，这看上去确实像是一段漫长的“陪跑史”。

从2021年到2023年，BTS连续三年入围“最佳流行双人/团体表演”，分别凭借《Dynamite》《Butter》以及与Coldplay合作的《My Universe》，但三次全部落空，五年五次提名，零获奖。

与此同时，BTS在全美音乐奖（AMA）两度拿下最大奖“年度艺人”（2021年、2026年），在公告牌音乐奖（BBMA）狂扫12座奖杯。一个数据上碾压对手、全球粉丝量最大的音乐组合，在格莱美通类奖项上，却始终被一堵看不见的玻璃天花板挡住。

海外社交媒体上的舆论，反应更为直白。

一位粉丝在X（原Twitter）上写道：“BTS是第一个获得格莱美提名的K-pop艺人，现在又是第一个对格莱美说‘不’的K-pop艺人。”另一位粉丝说：“他们太爱音乐了，不会为了一个安慰奖去贬低自己最真实、最个人化的作品。”

娱乐预测网站Gold Derby的报道更直接。多粉丝和评论人士将这个新奖项视为“consolation prize”（安慰奖），目的是在BTS多年冲击通类无果后，用一个区域奖来堵住批评。报道还指出，K-pop在美国商业上极为成功，但历史上只有BTS这一个组合获得过格莱美提名，且五提零中。

NME在此前的社论中写道：“流行音乐就是流行音乐，无论它所处的地理位置、创作者的人种或族裔身份、演唱语言，或是任何可能被用来将人加以区隔的因素。”

更尖锐的质疑在于，格莱美从未为法语、德语等欧洲音乐设立“欧洲奖”。为什么偏偏是亚洲被单独划出来？有乐评人指出，这是一种东方主义视角下的隐性歧视，把亚洲音乐视为需要特殊照顾的异域存在，而非平等的竞争者。

对比此前设立的非洲和拉美音乐奖项，这种矛盾和撕裂感同样明显。

2024年，格莱美新增“最佳非洲音乐表演奖”，起因是CEO Harvey Mason Jr.在2022年三次访问非洲后深感震撼。

但首届提名一出，NPR立刻发文批评，七首入围歌曲全部来自尼日利亚和南非，歌词全部以英语为主，北非、东非的音乐人几乎被完全忽略。报道标题直指核心，《格莱美的新非洲音乐奖项几乎忽略了整个非洲》。

在文章中，突尼斯歌手Emel Mathlouthi表示：“格莱美投票者一旦认定某个艺人适合他们，这个人就会反复出现，反复出现，反复出现。他们并没有真正努力去代表全球的多样性。”

注释：尼日利亚世界级巨星伯纳男孩（居中）获得格莱美全新奖项最佳非洲音乐演绎奖提名。本届这一奖项的提名艺人分别来自尼日利亚、南非和贝宁，许多非洲音乐人认为自身遭到格莱美忽视。 穆拉图・阿斯塔特克（左）是埃塞俄比亚埃塞俄比亚爵士（埃塞爵士）流派的开创者，却从未获得过格莱美提名，北非音乐人也极少能入围该奖项。（右）为突尼斯歌手埃梅尔・马斯卢西。来源：NPR，2024年报道

Billboard记者Heran Mamo表态，认为非洲大陆太广阔了，不应该被限制在一个类别里，“一个类别要涵盖超过10亿人口的多样性，这远远不够，如果能像拉丁格莱美那样设立非洲格莱美，那就太好了。”

显然，格莱美设立的这个新类别试图在做一件不可能的事，那就是把整个非洲大陆，54个国家、14亿人口、超过30种音乐流派，压缩在“最佳非洲音乐表演”这一个奖项下面。

拉美音乐的情况的确不同。拉丁录音学院（Latin Recording Academy）成立于1997年，2000年举办了首届拉丁格莱美，这是一个与主典礼完全独立的颁奖典礼。拉丁音乐人既能参与拉丁格莱美，也能在主典礼通类奖项中竞争。

Bad Bunny的路径，恰恰证明了这个模式的有效性。

2026年2月，在格莱美新增“最佳拉丁歌曲奖”的同时，Bad Bunny凭借全西班牙语专辑《Debí Tirar Más Fotos》拿下第68届格莱美“年度专辑”大奖，格莱美历史上第一张非英语专辑获此殊荣，震撼了全世界。Bad Bunny还同时拿下“最佳都市音乐专辑”和“最佳全球音乐表演”，几天后，他成为首位以西班牙语为主的超级碗中场秀压轴演出艺人。

Bad Bunny在格莱美的成功，证明了非英语音乐完全可以在通类最高舞台上胜出。

格莱美对亚洲音乐的做法在于，它没有像拉丁格莱美一样，为亚洲音乐建立独立的颁奖体系，而是在主典礼内塞进一个语言门槛极不清晰的子类别。因为“有意义地使用亚洲语言”这个标准本身就充满争议，BTS新专辑《ARIRANG》中的英文主打曲《Swim》很可能因为“韩语使用不够”而不符合参评资格，而美国歌手在作品中融入亚洲元素反而可能入围。这形成了一种单向的文化标签化，如果亚洲艺人发英文歌不能参评“亚洲奖”，但要冲通类奖又屡屡碰壁，那是否意味着，这两条路都走不通？

BTS选择了掀桌，背后的公司HYBE随后澄清，这是七名成员的自主决定，非公司层面的抵制，旗下其他艺人仍可正常申报。

随后，全球粉丝在社交平台发起，韩国说唱组合EpikHigh成员Tablo、Netflix动画电影导演玛吉·姜、美国知名制作人Mike Will Made-It等纷纷声援。

7月30日，格莱美CEO Harvey Mason Jr.回应称“对此感到遗憾但尊重”，并强调设立亚洲流行类别不是为了划分界限，而是为了扩大1.5万名投票会员能认可的作品范围，申报亚洲奖不影响同时角逐通类大奖。

当音乐超越语言

全球乐坛的区域化浪潮

要看清BTS弃赛事件的深层意义，需要把视角拉到整个全球音乐产业的格局变化。

先看欧美主流音乐奖项的评选逻辑。

美国三大音乐奖项各有不同体系，格莱美奖创立于1959年，由录音学院约1.5万名专业会员投票选出，强调艺术性与专业性，被称为“音乐界的奥斯卡”；公告牌音乐奖创立于1990年，奖项完全基于客观数据，销量、流媒体播放量、电台播放量等，所以奖项衡量的是作品的市场表现；全美音乐奖创立于1973年，由粉丝投票决定，反映的是大众人气。

从公信力看，格莱美因同行评审的专业属性，一直被视为音乐行业的最高荣誉。但近年来，格莱美的权威性不断受到挑战。The Weeknd、Drake等顶级艺人都曾公开批评或与格莱美保持距离，BTS的加入，让这份质疑者名单又多了一个重量级名字。（回顾：）

格莱美奖杯：金色留声机造型，来源：Wikipedia Commons

但真正值得关注的趋势，不在奖项本身，而在奖项背后的全球音乐消费格局。

根据IFPI（国际唱片业协会）2026年3月发布的《全球音乐报告》，2025年全球录制音乐收入达到317亿美元，同比增长6.4%，连续第十一年增长。付费流媒体订阅用户已达8.37亿，付费流媒体收入占总收入的52.4%。

这些数字本身已经很惊人，但更值得关注的是增长的区域分布。

拉丁美洲是全球增长最快的地区，同比涨幅17.1%，已连续十六年增长。中东和北非、撒哈拉以南非洲并列第二，各增长15.2%。亚洲增长10.9%。其中，中国以20.1%的增速超越德国，成为全球第四大音乐市场。

全球Top 10音乐市场排名分别为美国、日本、英国、中国、德国、法国、韩国、巴西、加拿大、墨西哥。但在十年前，这个排行榜几乎被欧美国家垄断。如今，中国、韩国、巴西、墨西哥都已进入前十。全球音乐的权力重心，正在从大西洋两岸向多极化扩散。（回顾：）

更直观的数据来自Luminate（前Nielsen Music）2026年年中报告。2026年上半年，全球按需音频流媒体播放量增长9.8%，达到2.8万亿次。但最引人注目的变化发生在美国市场内部，例如，英语音乐在美国流媒体消费中的占比已降至87.1%的历史新低。西班牙语音乐占比攀升至9.4%，接近每十次播放中就有一次是西语音乐。韩语音乐占比1.1%。其他非英语、非西语、非韩语的音乐合计3.4%。

更关键的一个数据在于，拉丁音乐在美国的“随意月度听众”比例从2024年初的41%攀升至2026年第一季度的56%。这意味着超过一半的美国听众已经将拉丁音乐纳入日常收听范围。拉丁音乐彻底撕掉了“小众”的标签。

近年来，Bad Bunny就是这一波浪潮的核心驱动力。

2026年2月，Bad Bunny成为首位以西班牙语为主的超级碗中场秀头条艺人。那场表演直接将拉丁音乐推至单周27.4亿次美国流媒体播放量的历史纪录。在Luminate的“出口力排名”中，韩国升至第三位，巴西升至第八位，推动韩国排名的正是BTS的成功。

Luminate副总裁Jaime Marconette在报告中写道：“我们正在见证语言和边界的结构性重构，主流音乐的成功不再锚定于单一市场。”

这些数据告诉音乐产业从业者一件事，全球流行音乐的格局已经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变化。

过去，亚洲歌手要“出海”，标准路径是发英文歌。

从宇多田光的英文专辑到BTS早期的《Dynamite》《Butter》，英语曾被视为打入全球市场的唯一入场券。但现在，流媒体和短视频的算法推荐机制，让音乐发现不再依赖电台和传统渠道，TikTok上一段15秒的旋律可以跨越任何语言壁垒，在几天内席卷全球。

前Spotify首席经济学家Will Page将这种趋势称为“Glocalization”，全球分发平台使极度本地化的消费品味得以释放，这意味着，音乐人不需要改变语言去适应某个市场，原生语言和本地文化就是自己的音乐在全球市场的竞争力。

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也在推波助澜。当拉美音乐人用西班牙语唱出移民故事，韩国偶像用韩语讲述青春焦虑，非洲音乐人用约鲁巴语和豪萨语传递Afrobeat的律动，这些故事和情感是具体的、真实的，而真实性恰恰是社交媒体时代最稀缺的货币。

小结

音乐不应该被分类。

当初Bad Bunny在2023年格莱美现场直播期间，字幕上既没有翻译也没有转录Bad Bunny的表演和他的获奖感言，屏幕上只有“非英语语言演唱”和“非英语语言说话”。

种种细节让Bad Bunny的歌迷们感到不舒服，这一次亚洲歌迷感到不适，同样是一种对音乐不公正的一种本能反应。

今年，BTS的正规五辑《ARIRANG》今年3月空降Billboard 200冠军，首周64.1万张等效销量，创下十年来组合专辑最高开局。

显然，论数据、论影响力、论全球粉丝基数，BTS完全有资格去通类大奖中参与竞争。从音乐实力来说，K-Pop音乐以舞曲为主，本身音乐性是有争议的，所以才会引发很多人评论：“BTS想太多了，根本配不上格莱美”。

但从最终结果来说，BTS其实可以不获奖，如果真是实力不到，被提名也就够了。而单独弄出来一个“亚奖”就很膈应人，这也是为什么这一次舆论越闹越大的原因。

作为当红组合，BTS敢于掀桌子，不参与格莱美这场“施舍”游戏，且引发如此大大面积的公共讨论，本身就是一种文化自信，“希望音乐不再因地区或语言而被区分，而是以音乐本身被聆听和被喜爱。”

当全球音乐的版图已经重写，奖项体系还在用旧的地图导航，这不是BTS的困境，而是行业认知时差所带来的反映。

撰文：安然一

撰文：安然一 / 编辑：董露茜

排版：河清 / 审核：LU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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