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
文｜孙玉良
我国养老金体系虽已实现“制度全覆盖”，但群体间的待遇鸿沟正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深层隐忧。当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月均养老金超过6000元，农民的所谓“养老金”月人均仅246元，这种近30倍的差距，是社会不稳定的因素之一。现在的农民与传统的农民已经截然不同了，大部分中青年农民都在外地或在本地打工，农田或被流转给种粮大户，或成为不赚钱的“副业”。农民也已充分认识到，单靠农业无法养活一家人，打工才是当今社会的生存之路。
但现行的制度在收入分配调节上近乎失灵，有研究指出养老保险介入后基尼系数变动率仅为-0.03%，不仅未能缩小差距，甚至在缴费环节呈现“负调节”特征。这种结构性不公，正是社会戾气滋生、群体对立加剧的温床。我的建议是：国家已经实现了最低工资制度，还应更进一步，研究推进“全民最低退休金制度”，让包括农民、城市无业游民、失业市民在内的全体公民享受这一社会保障，切断社会不稳定的因素。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追求的目标是“共同富裕”，而实现“共同富裕”这一宏大目标，第一步应该是实现老有所养、病有所医，让社会保障制度优于资本主义制度。
建立全民社会最低退休金制度，我并非主张“吃大锅饭”式的绝对平均，而是要为所有老年公民划一条体面生存的底线。当前城乡居民月人均养老金仅246元，还有成千上万的应参保人口游离于制度之外，许多农村老人每月一两百元的“塞牙缝养老金”连买降压药都拮据，这怎么能行呢？农村老人的子女该有多大的养老负担啊？反正我是感同身受的，因为我就是他们的一分子，要代表这一群体说话发声。国家应为弱势群体“保基本”，通过中央财政统筹建立与物价、收入挂钩的动态调整机制，使最低养老金逐步达到农村低保水平甚至更高，才能让“老有所养”不再是一句空话。国际上，将基本养老金定位为防贫工具、由财政担起兜底责任，本就是通行做法。
有人担忧统一提高最低养老金会加重财政负担，我认为这是站在什么角度看问题的问题。可以给某些人的养老金达到几万元，而且还年年增长，给农村老人几百元就说加重财政负担，这是说不过理去的。而且我们要注意到，我国的养老金制度存在“存量资源的结构性错配”问题，仅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基金2025年累计结余就达7.3万亿元，而财政每年对城乡居民养老的补贴仅四千余亿元，这完全具备划转调剂空间嘛。
再说了，通过设定领取上限、改革“多缴多得”在公共养老金中的不当应用，将高额退休金增量部分向低收入群体倾斜，本身就是在做“损有余而补不足”的公平校正。一些城市的老人自己都说“养老金花不完”，这难道不是事实吗？我在养老院就认识许多高干、专家、教授，他们的退休金可以达到15000元至20000元，但在养老院需要花费的养老费用，仅仅4000元至8000元，根本花不完，不需要子女的“金钱孝顺”。
更何况，3.1亿老年群体的消费潜力一旦释放，对畅通内需循环的贡献将远超制度投入成本。社会稳定的根基，在于让每个公民在垂暮之年都能保有基本的尊严，而不是有的“幸福过了头”，有的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缩小养老金鸿沟，不是要剥夺谁的既有利益，而是要让制度回归“互助共济”的初心。当农村老人不再因每月一二百元而自嘲“等死队”，当工薪阶层退休后不再因地域、身份而待遇悬殊，这道社会安全网才算真正织密织牢。我的建议：建立全民最低退休金制度刻不容缓，不要再研究研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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