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无尽的前沿”到“新的黄金时代”：美国科研体系的政策转向｜文摘

IPP评论是国家高端智库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IPP）官方微信平台

【导语】八十一年前，《科学：无尽的前沿》奠定了美国“政府资助、大学研究、企业转化”的战后科研秩序；八十一年后，白宫发布《科学：新的黄金时代》，认为这套体系已难以适应AI革命、产业外迁与大国科技竞争，试图将政府从科研“出资人”转变为目标设定者、资本配置者和产业组织者。本文通过对照两份报告，并追溯《科技共和国》及其背后的技术民族主义思潮，解析美国为何重构科研体制，以及这场转向将把大国科技竞争带向何处。

左：2026年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公布的《科学：新的黄金时代》右：1945年美国科学家范内瓦·布什与拉什·D.霍尔特合著《科学：无尽的前沿》，2021年由中信出版

1945年7月，万尼瓦尔·布什将《科学：无尽的前沿》递交给杜鲁门总统。这份报告确立了一条简单清晰的法则：联邦政府提供资金，大学从事基础研究，企业负责商业转化。美国战后科技秩序由此奠基，国家科学基金会（NSF）据此而生，互联网、半导体、生物技术等一系列变革性力量在这套制度框架下相继涌现。

整整八十一年后，2026年7月21日，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OSTP）发布了《科学：新的黄金时代》。123页的报告，表面上致敬布什，实则亲手推翻了他所奠定的那套体系。报告直言不讳：美国科研体系已经“日益僵化固化”，科学生产力持续放缓，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的研发支出已经追平美国——用报告自己的话说，“这是美国即使在冷战时期也从未面临过的局面。”

这不是一次微调。这是一场科研体系的革新。理解这场转向的意义，需要同时对照两份报告，并追踪推动这场转向的更深层的思想力量。

两种科研体系

从"资助机构"到"投资于人"

《无尽的前沿》与《新的黄金时代》之间最根本的差异，在于对同一个问题的截然不同的回答：政府在科学研究中应当扮演什么角色？

布什的回答是明确的：政府是资助者，不是运营者。他提出了五大基本原则——资金稳定、公民治理、依托外部机构（“不应运营任何自己的实验室”）、保障学术自由、对总统和国会负责。政府把钱给大学，大学保障科学家的自由探索，至于发现如何转化为技术、技术如何变成产业，那是企业的事。这就是后来被称为“线性模型”的制度设计。它有一个隐含的信念：只要上游的基础研究源源不断地产出知识，下游的应用与商业化自然会水到渠成。

《新的黄金时代》的回答完全不同。报告将政府重新定义为“资本配置者”和“竞技场塑造者”。它主张联邦政府“设定明确的科学目标，并建设将科学发现转化为技术实力的工业力量”。资助方式上，报告引入了“金票”机制——单个评审专家可以单独资助被委员会否决的高风险项目；快速资助通道要求在48小时内做出决定；成果导向的“拉式机制”为结果付费而非为投入付费。政府应当像风险投资人一样管理科研资金，用“投资组合法”布局不同风险等级的项目，并设立“元科学部门”持续进行受控实验来测试哪种资助机制更有效。

布什模式下，钱跟着机构走——NSF、NIH、顶尖大学是资金的固定目的地。《新的黄金时代》要逆转这个逻辑：钱跟着人走。报告明确提出“投资于人，而不仅仅是项目”：扩大可转移研究生奖学金、支持早期职业独立、提供长期限资助让最优秀的人才可以“带资转移”。报告断言“大学不再是美国最具创新性科学研究的唯一家园”，建议特许设立“X实验室”这类小型、专注、任务完成后即解散的新型研究机构。

布什报告有一个核心信仰：科学家的自由探索终将造福国家。政府只管出钱，不管方向。《新的黄金时代》的信仰完全不同：科学发现若不能在国内转化为制造能力和技术优势，就等于替他国支付了研发费用。报告反复用两个案例来论证这个判断：美国发明了极紫外光刻（EUV）的关键技术，然而今天唯一能制造EUV光刻机的公司总部在欧洲；美国开创了锂离子电池，然而亚洲公司主导了全球供应链。

谁在推动这场转向

《科技共和国》的思想线索

要理解《新的黄金时代》背后的驱动力，需要读另一本书：2025年2月出版的《科技共和国》（The Technological Republic）。作者是数据分析公司Palantir的CEO亚历山大·卡普（Alexander Karp）和尼古拉斯·扎米斯卡。

这本书诊断了美国科技界一个深层的病症：硅谷最聪明的头脑把精力投向了照片分享、聊天界面、打车和订餐App，而不是国防、犯罪、医疗等真正棘手的难题。一代软件工程师安然享受美国安全保护伞的红利，却拒绝承担任何参与国防项目的成本——谷歌因员工大规模抗议退出军用无人机AI分析的“Maven项目”，理由直白得令人难堪：“因为这反弹太可怕了。”与此同时，五角大楼在人工智能上的投入仅占其8860亿美元总预算的0.2%。卡普的判断是：西方正在“软件世纪”里不战而退。

《科技共和国》的核心诉求是重建科技界与政府的紧密合作：软件产业应当把工程能力从消费应用转向国防与公共福祉，政府应当借鉴硅谷“痴迷于输出结果而非表演作秀”的组织文化，双方共同发起确保对战场人工智能独家控制权的“新曼哈顿计划”。这不是一本普通的科技评论，它是一份政治宣言。卡普本人在书中毫不讳言Palantir是一家“更广泛的政治计划”的载体。

两份文本之间的关联不是推测，而是人事和思想的直接对应。《新的黄金时代》的执笔者、OSTP主任迈克尔·克拉西奥斯（Michael Kratsios），曾是彼得·蒂尔（Peter Thiel）的幕僚长。蒂尔不仅是Palantir的创始投资人，更是《科技共和国》书中被明确归功的思想源头。卡普写道，蒂尔"察觉到了硅谷日益萎缩的雄心"。蒂尔也是所谓“科技右翼”的教父级人物，早在2016年就是特朗普在硅谷最显眼的支持者。

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科技共和国》与《新的黄金时代》共享同一个意识形态谱系。这个谱系有三个核心信条：反“觉醒资本主义”——科技公司不应当追求DEI等进步议程，应当回归“精英原则”；技术民族主义——技术应服务于国家力量而非全球主义的市场逻辑；政府－科技复合体——科技精英应进入政府，政府应像科技公司一样运行。

科研制度竞争的新阶段

《新的黄金时代》最值得关注的不是它说了什么，而是它标志着什么。它标志着美国精英层形成了一种共识：科研制度本身已经成为大国竞争的关键变量。谁设计出更高效的科学生产系统，谁就能在这场竞争中占据优势。

这种制度层面的竞争意识在报告中贯穿始终。报告承认，中国采取“举国体制”在关键国家利益领域推进科研，英国设立了“元科学部门”，挪威围绕“投资组合模型”重组了研究理事会——全球都在竞相改革科研制度，美国不能落后。报告同时指出，竞争对手“学会了利用开放和封闭科学体系之间的深层不对等性”：他们利用美国的开放教育体系作为进入其创新基地的切入点，同时限制接触自己的数据。这意味着竞争已经从技术层面上升到制度设计和规则博弈层面。

两种模式因此呈现出相向而行的态势。中国长期以工程转化和规模化制造见长，近年来持续补齐基础研究短板。美国长期以基础科学和原创技术见长，如今《新的黄金时代》正致力于系统性地弥补制造与工程能力的短板，重新联结“发现”与“制造”。未来的竞争不再是论文数量或诺贝尔奖的竞赛，而是“科学发现—AI推理—实验验证—工程制造—市场应用”全链条贯通速度的竞赛。在AI大幅降低科学发现门槛的时代，提出想法不再稀缺，高效实验验证与制造转化体系才是真正的战略高地。

这场转向能否成功，目前还看不清楚。两党在国会的分歧已经十分尖锐——共和党全面支持，民主党领袖称其“极具讽刺”，超过一万名科学家签署公开信反对。预算方面，特朗普政府提出的2026财年研发预算较上一财年下降约 6%，报告本身却需要调配每年约2000亿美元的联邦研发资金。也有批评者指出，这份报告对基础研究、专家同行评审和科研人才队伍的投入严重不足，“砍掉苹果树并不能让苹果派更多。”

「胜负未定之前，方向本身就是信号。」

八十年前，美国用一套制度设计奠定了战后科技霸权的基础。八十年后，当它开始否定这套制度时，旁观者需要认真对待的不只是报告里的具体政策建议，更是推动这场自我否定的那股力量，因为它不会止步于华盛顿。

*文章转载自公众“技术政治学Review”。

IPP评论热门文章

关于IPP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IPP）是一个独立、非营利性的知识创新与公共政策研究平台。IPP围绕中国的体制改革、社会政策、中国话语权与国际关系等开展一系列的研究工作，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知识创新和政策咨询协调发展的良好格局。IPP的愿景是打造开放式的知识创新和政策研究平台，成为领先世界的中国智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