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
乳业教父诉娘家伊利，索要20年前欠薪案日前不公开开庭。
内蒙古自治区土默特左旗人民法院于2026年7月24日不公开开庭审理了，伊利集团前董事长郑俊怀诉伊利集团索要2003、2004年高管年薪一案。现年76岁的郑俊怀主张伊利集团兑现其担任董事长期间被拖欠的两年年薪，伊利方面则以不存在劳动关系等理由抗辩并拒绝调解。这起跨越20年的讨薪纠纷，折射出企业高管薪酬制度历史遗留问题的复杂性，也再次将这位中国乳业教父级人物的命运轨迹拉上了公众视野。
郑俊怀1993年经股东大会选举担任伊利公司董事，随后被董事会选举为董事长，并受聘担任总经理，直至2004年底。1998年，伊利对公司高管实行年薪制，郑俊怀的薪酬由董事会薪酬委员会按岗位业绩确定，在表决薪酬时，他本人主动回避。1998年至2002年间，其年薪均按时兑现。2002年，伊利董事会薪酬委员会拟调整高管薪酬体系，推动股权激励机制完善，公司为此聘请上海一家人力资源咨询公司，用近一年时间设计新方案，原定2004年下半年提交审议，然而2004年7月，中国证监会对伊利公司立案调查，郑俊怀随即在调查结论出炉前因涉嫌挪用公款被刑事拘留，后被判刑入狱，2003年、2004年的高管年薪，因此被无限期搁置。服刑期间伊利集团派律师带着解除劳动合同的文本找到郑俊怀签字，郑俊怀回应，文本中既未提及两年年薪的处理方案，也未对其养老等事宜作出说明。
“我叫郑俊怀，我是在1993年伊利公司股份制改组以后，由股东大会选举为伊利公司的董事，同时董事会选举我为伊利公司的董事长，董事会聘任我为伊利公司的总经理，从93年开始一直到2004年底我一直担任伊利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后来改成总裁，首席执行官。在05年、06年的时候，我当时在监狱期间，伊利公司配了两位律师，根据呼市纪检委建议解除我劳动合同的决定，拿上伊利关于解除我劳动合同的文本让我签字，因为解除劳动合同文本里头没有对我两年年薪的说法，也没有对我的养老等情况的说明，我当时跟律师转告，我说转告伊利这个字我不签，请明确以后我再签。”
此后他得知，2005年、2006年间，伊利其他高管均已陆续兑现了2003年、2004年的年薪，唯独他一人被排除在外。出狱后郑俊怀与家人通过劳动仲裁、法院诉讼等多种渠道向伊利讨薪，20年来未能获得实质性的解决。
郑俊怀强调的核心主张是伊利与其劳动关系客观存在。“我跟伊利没有劳动关系是完全错误的，因为从伊利股份制改组以后的开始，我们已经从国营企业脱离出来了，完全是一个运作的股份公司，特别是九六年伊利股票上市以后，完全按照公司法、公司章程在规范运作。我作为伊利董事长，是股东大会选举的董事，由董事会选举的董事长，然后董事会聘任我为伊利的总经理，后来叫总裁、首席执行官，完全是一个企业的运作，而完全跟国有没有任何关系，我已经不是国家工作人员，不是公务人员。这么多年来啊，政府没有任何的任命，也没有授权，也没有委托，我就是个企业管理者，有董事会聘任的高级管理人员，如果没有劳动关系，不可能给我解除合同。另外呢我每年跟伊利公司共同交个人的养老保险。”
伊利公司在庭审中提出抗辩理由，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本案已过诉讼时效，年薪数额存在巨大争议等等，郑俊怀的代理律师则逐一进行反驳，但伊利方面则坚持劳动关系不成立，并拒绝接受调解。这件讨薪案历时20多年，但是转机出现在2024年，郑俊通过国家信访局和最高人民法院就年薪问题再次申诉，案件被批转至内蒙古自治区，内蒙古高院责成土默特左旗人民法院受理。
然而，开庭过程并不顺畅，伊利公司以高管薪酬涉及商业机密等为由申请不公开审理。郑俊怀及律师坚决要求公开审理，认为上市公司高管年薪理应透明。让人不解的是，根据中国证监会和上海交易所有关信息披露的规定，上市公司高管年薪必须在财报中予以完整准确的披露。7月24日开庭当日，主审法官当庭决定不公开审理，郑俊怀的亲友均被挡在法庭之外。
这起案件之所以引发关注，不仅在于讨薪本身，更在于其所涉及的历史遗留问题具有典型意义。2004年前后，中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制度正处于从旱涝保收向市场化激励转型的探索阶段，郑俊怀案恰好落在了制度转轨的夹缝之中。他在任时主导设计的薪酬体系因突发牢狱之灾未能落地，出狱后追逃。劳动关系认定又成了一道难以逾越的门槛。截至目前，土木特左旗人民法院尚未就此案作出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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