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国内学界有三位很有洞见和创意的学者，在社会学中颇有声望。他们的研究给中国古代社会学创立了三大标志，影响很大，可是我们大多数普通人并不熟悉。
他们是：王学泰提出的“游民文化”，吴思提出的“潜规则”与“血酬定律”，以及余英时提出的“士文化”。
这三大文化标签，被称为中国当代人文学科的三大发现。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王学泰其人其事。
一、悲催的一生
2018年，76岁的社科院教授王学泰因病去世，他仓促且悲催的一生画上了句号。
几年前，时常遭遇病痛折磨的王学泰已经预感到了时日无多，生命即将走向终点。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
“我们从历史中什么也没学到，只得到一点安慰。现在我老了，才知道，不要笑话古人，现在人未必比古人聪明。我所有的研究，都附带有我个人情绪的色彩。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他回顾自己的一生，伤感地写道：“我这一辈子是非常倒霉的一辈子，因为我这一辈子什么都被耽搁了。”
二、16岁的质疑，改变了一生
50年前，年仅16岁的高中生王学泰，凭着朴素的常识判断——“小麦亩产120万斤根本不可能”，在课堂上向老师提出质疑，结果被全校通报批评。
后来他又对几个要好的同学讲了一点自己听来的内情，结果被告密，批为“反动学生”。毕业后，随即被发配到一所农场去劳动改造。
这些经历，使得他小小年纪就深刻感受到了人性深处的幽暗和恶意。
在农场待了5年，他学乖了，听话了，转而踏实劳动，默然少言。重获自由后，他凭着过硬的才学被安排到北京郊区当一名中学老师。
然而，他所说的“命运多舛”，似乎真的是他的宿命。
在学校没几年，他又因读了一本《推背图》，发表了几句敏感的见解，而被当成政治谣言的始作俑者。1975年，又被送进监狱。
三、狱中两年，看透人性之恶
在与各种囚犯关在一起的日子里，王学泰洞察出了他们身上共有的特质：他们对原则和未来嗤之以鼻，只将利益视作唯一信仰。为了微不足道的私利，他们以最卑劣的手段去伤害别人。
在监狱的两年，他说，在最坏的人身上，不仅看到了人性之恶，甚至是社会之恶的浓缩。同时，他还凭着敏感和才学，隐约觉得：这种恶与坏绝不单纯来自人性，而是反映出了某种积淀已久的文化。
重获自由后，刚好改革开放。他决心将自己在狱中的见闻和思考整理记录下来，于是写出了第一本书——《监狱琐记》，真实而毫不留情地掀开了那个年代人性之恶最真实的一幕。
这本书使其声名大振。
他说：中国底层社会，太多的“三国气”和“水浒气”，而这种风气就是整个社会的黑暗面。
“三国气”和“水浒气”，就是指社会底层风靡的江湖气，也是痞子气、流氓气和游民气。这种风气，崇尚一切均由暴力说了算。
四、游民文化：被忽视的另一半中国
调入社科院后，王学泰深入研究，发现在那个“正常的社会”之外，存在着一个被忽视的另一个社会形态。
历朝历代，在庙堂和学堂之外，在荒野乡村，在城市里的穷街陋巷，存在着一个庞大的群体——游民。他们不事农业生产，没有稳定收入，长期游荡在社会的边缘，不仅形成了影响至今的文化，甚至还数次改写了中国的历史。
比如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实际上都是由游民发起的。老老实实的农民，很少会起义造反。
古代很多起事称王的帝王，如刘邦、刘备、朱元璋、洪秀全等，都出自游民。
他大胆提出：游民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中国历史的导演者。游民意识，也早已渗透进了中国人的灵魂深处，成为每个中国人难以忽略的文化基因。
他说，受游民文化影响越深的人，就越容易变成像《水浒传》里的“梁山好汉”那一类人。他们破坏规则，践踏道德，用“替天行道”“杀富济贫”的口号来诠释自己的正当性。做起坏事来不仅没有底线，甚至连半点负罪感都没有。
最终，他写成了自己的学术集大成之作——《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
五、游民文化的出路
这是一部理解中国不可或缺的著作。他深刻地指出：游民文化的出路，最终是公民社会、法治社会，以及建立保障系统，让“有恒产者有恒心”。
这才是能让社会稳定、有底线的最终路径。
16岁因质疑入罪，狱中两年看透人性，76岁留下“游民文化”——王学泰用一生告诉我们：中国社会底下，还有另一层逻辑。
你觉得，“三国气”和“水浒气”，今天还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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