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王楠打败后，她38岁嫁普通人生下一子，如今在南通大学当副院长

2000年悉尼奥运会女单决赛，李菊输给了王楠。那场比赛后来常被概括成一句话：王楠夺冠，李菊摘银。可李菊并不是一个普通的决赛失利者。

就在同一届奥运会上，她还与王楠搭档拿下女双金牌，两个人既是最默契的队友，也是彼此最强的对手。二十多年后，人们再谈李菊，最容易使用的仍是“被王楠打败”“38岁结婚”“嫁给普通人”这些标签。

它们足够醒目，却未必准确概括她的人生。尤其是标题中的“如今当副院长”，需要把时间说清楚：李菊2016年底受聘为南通大学体育科学学院副院长，2023年公开信息中，她已被称为学院名誉院长。

保留这个标题，不等于回避事实变化。恰恰相反，李菊的故事最值得写的部分，就是她不断更换人生位置的能力。

顶尖运动员走上赛场，不可能真的把输赢看得很淡。站在奥运决赛的球台前，距离个人项目最高荣誉只有一步，任何人都会想抓住机会。

但竞技体育的残酷之处就在这里：两名中国选手都发挥出高水平，冠军却只能有一个。如果只按照金牌数量评价，李菊似乎永远要排在王楠后面。

但这种评价方式过于简单。王楠的优势是节奏、落点和临场控制，李菊则以力量、速度和主动进攻见长。

两种风格相互补充，才让她们成为那个时期极具竞争力的女双组合。输掉单打决赛，并不意味着李菊只是王楠成功路上的陪衬。

真正影响运动员职业长度的，也不只是技术高低。训练积累的伤病、队伍更新的速度、比赛规则和打法变化，都会让曾经的主力面对新的压力。

李菊后来经历过离开、复出和再次竞争。对已经拿过世界冠军的人来说，重新回到训练场，往往比第一次冲击主力位置更难。

年轻时训练，是为了证明自己有资格站上大赛舞台；功成名就后再练，则要接受身体状态下降、年轻队员追赶和参赛机会减少。此时支撑运动员的，不再只是对冠军的渴望，还有对队伍的责任。

李菊没有把每一次未能如愿都包装成悲情，而是逐渐接受了竞技生涯终将结束这一现实。很多运动员退役后会遇到一种落差。

过去每天的目标十分明确，训练多少小时、对手是谁、比赛何时开始，都有清楚安排。离开国家队以后，生活突然没有了计分牌，也没有教练在旁边给出下一步计划。

曾经最熟悉的身份消失了，人必须重新回答一个问题：除了打球，自己还能做什么？李菊给出的答案不是急着做生意，也不是频繁参加综艺，而是重新学习。

南通大学公开资料显示，她2013年前往上海交通大学学习体育教育训练学专业硕士课程，完成相关课程后选择回到家乡发展。对一名已经拥有奥运金牌和多次世界冠军经历的运动员而言，重新坐进课堂，本身就是一次身份上的“归零”。

奖牌能够证明她曾经打得多好，却不能直接教会她如何建设课程、管理队伍、培养大学生。高校体育并不是把冠军请来做一块招牌就够了。

运动员经验要变成教学资源，需要把过去依靠感觉完成的动作，拆解成学生听得懂、学得会、能长期坚持的方法。2016年12月，李菊正式受聘为南通大学体育科学学院副院长。

学校当时披露，她计划参与乒乓球课程指导、高水平运动队建设、专业人才引进以及体育产学研结合。换句话说，她的工作并不只是教学生打几板球，而是要考虑一所大学怎样把竞技体育、专业教育和全民健身连接起来。

有一件看起来不大的事，很能说明她的转型。2020年11月，在李菊邀请下，羽毛球世界冠军龚睿那来到南通大学，与教职工和学生羽毛球俱乐部交流。

李菊是乒乓球冠军，却没有把工作范围只圈在乒乓球上，而是尝试把其他项目的优秀运动员、训练经验和校园体育资源引进来。这件小事没有奥运决赛那样的关注度，也不会产生铺天盖地的报道，但它更能体现高校体育管理者的价值。

大学生需要的不是天天按照国家队标准进行封闭训练，而是获得更专业的指导、更丰富的运动选择，并在学习之余形成稳定的锻炼习惯。李菊真正完成的转型，不是从运动员变成了“有职务的人”，而是从被培养者变成了培养者。

年轻时，国家队投入教练、科研和保障资源帮助她提高成绩；退役以后，她再把自己的经验放回学校和社会，让更多普通学生接触科学训练，这才构成体育人才培养的完整循环。至于她38岁结婚、后来生下一子，公开报道确实有这样的说法。

不过李菊很少主动公开家庭细节，丈夫也不属于公众人物。所谓“嫁给普通人”，更准确的理解应当是嫁给了圈外人，而不是用收入、职业和社会地位给对方简单分级。

公众写女性运动员时，常常会出现一种固定结构：年轻时拿了什么冠军，多少岁结婚，丈夫有没有钱，孩子是否优秀。男性运动员退役后，人们更多讨论执教和事业；女性运动员却经常被婚姻与生育重新定义。

李菊的家庭生活可以写，但不应该盖过她的专业成绩和退役转型。38岁结婚也不是什么需要解释的“迟到”。

运动员年轻时长期集训，生活节奏与普通人不同，个人选择自然不必套用统一时间表。婚姻不是比赛，没有规定必须在哪个年龄冲过终点。

找到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比为了符合外界期待仓促作出决定更重要。同样，“稳定”也不能被误解成没有追求。

高校行政与教学工作看起来不像国际比赛那样紧张，却需要长期积累。一次比赛的结果可能在几分钟内决定，人才培养的效果却要多年以后才能显现。

前者靠爆发力，后者靠耐心，两者是完全不同的能力。到了2026年7月，国务院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2030年）》，提出完善健身公共服务、丰富群众赛事活动、提高科学健身指导能力，并推动数字技术和人工智能服务全民健身。

这样的政策背景，也让退役冠军进入高校和公共体育领域具有了更现实的意义。中国体育不能只依靠少数顶尖选手在国际赛场夺冠，还要让专业知识进入校园、社区和普通家庭。

世界冠军了解高水平训练，但高校要做的，是把其中适合大众的部分转化出来，避免盲目训练，提升锻炼质量，并培养能够服务基层体育的新一代专业人才。从这个角度看，李菊的经历与当前体育事业的发展方向是相通的。

她不再追求自己多拿一块金牌，而是参与建设课程、队伍和交流平台。她的专业价值，从一张球台扩展到一所大学，再由大学延伸到更多学生的日常生活。

当然，不能因为李菊选择高校，就把经商、执教或参加社会活动说成错误道路。退役运动员的能力、兴趣和条件各不相同，有人适合经营体育产业，有人适合担任教练，有人适合从事教育。

评价这些选择的标准，不是谁看起来更风光，而是谁真正发挥了自己的优势。把李菊与王楠反复放在一起比较，也没有太大必要。

悉尼奥运会时，她们站在同一场女单决赛中，也并肩拿下女双金牌；退役以后，两个人选择不同方向十分正常。赛场需要排名，生活却没有统一积分榜，更没有规定奥运冠军必须过成同一种样子。

李菊最难得的地方，是没有让那场失利成为一生的注脚。她承认竞技体育有胜负，也接受自己的黄金时期会过去。

离开赛场后，她重新学习，返回家乡，进入高校，把过去的荣誉变成可以继续使用的专业能力。所以，标题中的“被王楠打败”，只是她人生中的一个瞬间；“38岁结婚生子”，只是个人生活的一部分；“在南通大学当副院长”，则是她职业转型中的一个阶段。

按照截至2026年7月可以查到的公开信息，她后来已担任体育科学学院名誉院长。真正能够概括李菊的，不是哪一场球输了，也不是嫁给了什么样的人，而是她在掌声散去之后，依然找到了可以长期投入的事情。

运动员最耀眼的时刻也许只有几年，但一个人如何使用曾经获得的经验，往往能够影响更长的时间。悉尼决赛过去二十多年，奖牌早已尘埃落定。

李菊没有重新赢回那场女单决赛，却在人生的另一张球台上完成了转身。她不必再证明自己比谁更成功，只需要把每一段经历放到合适的位置上，这种清醒和踏实，本身就是退役运动员难得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