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迪政府肠子都悔青了！印度对外资频频上演“杀猪盘”，信誉早已坍塌，如今重新敞开大门，中企还会往里跳吗？

新德里，二〇二六年七月。印度财政部大楼的会议室里，空调开得很足。一份外资准入优化方案的执行评估报告摊在桌上，翻到了第四页，数据栏里填着几个让人沉默的数字。新政落地四个月，没有一家中国大型企业提交投资申请。连一支正式的企业考察团都没有去过印度。

窗外是德里夏天标志性的热风，吹得院子里的菩提树叶子发蔫。几个官员坐在长桌边，有人解开了领口的扣子，有人反复翻着那几页纸，好像多看几遍数字就会变。

他们原本的预期不是这样的。今年三月新规出台的时候，财政部的内部测算模型给出了一个相当乐观的曲线，在快速审批通道打开后的半年内，至少会有一批中等规模的中方投资陆续落地。电子元器件、光伏电池、资本设备，这三个领域的缺口最大，中国企业在这几个赛道上的全球份额又最高，供需结构看起来匹配得非常完美。

但四个月过去了，那条曲线还躺在模型里，一动不动。

这间会议室里的焦虑，并不是四个月前才开始的。它已经累积了不止十年。

二〇一四年莫迪上台的时候，站在红堡的城墙上喊出“印度制造”的口号，底下人山人海。他要让印度变成下一个全球工厂，要把制造业占GDP的比重拉高到百分之二十五，要新增一亿个制造业就业岗位。世界银行和IMF的分析师们在报告里反复引用印度的人口红利、年轻劳动力、英语优势，把印度的增长前景写在各大投行的封面上。

那几年，全球资本确实在往印度涌。二〇二〇至二〇二一财年，印度的外国直接投资达到峰值，四百三十亿美元。三星去建厂了，苹果去铺供应链了，小米和vivo把印度变成了自己最大的海外市场。新德里的招商官员们满世界飞，PPT上印着十四亿人口的消费市场、年均GDP增速百分之七的曲线图，还有莫迪那张微笑的脸。

但从那之后，数字开始断崖式往下掉。掉的速度快得让很多跟踪印度市场的分析师都来不及调整预测模型。二〇二一至二〇二二财年掉到三百八十六亿美元，二〇二三至二〇二四财年掉到不足二十七亿美元。到了二〇二五至二〇二六财年，净外资直接投资暴跌超过九成半，只剩三亿多美元。把一个国家的年度外资净流入从四百三十亿缩水到三亿多，只用了五年。这不是经济周期能解释的。这是信誉的坍塌。

让这些数字变成现实的，是一长串名单。名单上企业的国籍不同，行业不同，规模不同，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都在印度赚过钱，也都把赚到的钱赔在了印度。

土耳其切莱比航空控股的创始人卡南·切莱比奥卢，是个做了一辈子民航地勤生意的老人。他的公司从一九五八年开始起家，做的是机场廊桥对接、行李装卸、客舱清洁这些重资产低利润的苦活。二〇〇八年，印度正缺地勤配套，新德里的招商团队跑去找他，承诺了一大堆优惠条件。切莱比奥卢选择相信他们。

他在印度干了十七年。从孟买一个航站楼开始，做到了覆盖德里、班加罗尔等九座核心空港，雇员一万四千人，年营收稳定在两亿美元上下。他公开说过很多次，印度是他的第二故乡。

二〇二五年五月十五日，印度民航安全局永久吊销了他的经营安全许可。没有提前通知，没有申诉程序，没有出示任何实质性的证据，理由是国家安全。九座机场当天全部终止合作，本土企业火速接管了他十七年搭建的运营网络、客户资源和设备资产。前后折合五亿美元的投资一夜清零。切莱比奥卢告到了德里高等法院。法院的裁定很简洁：国安事务属于政府自由裁量权，司法不介入。切莱比奥卢后来在面对土耳其媒体时说了一句流传甚广的话：我们不是共建者，只是被养肥后等待收割的对象。

三星在印度的遭遇则展示了另一种收割方式。二〇二五年三月，印度海关对三星印度分公司开出补税加罚单，金额相当于该公司上一年度全部营收的一半。到年底印度方面又追加了一笔六亿美元的罚款。而三星印度当年的净利润是九亿多美元。大半利润被一口吞掉。一家韩国电子巨头在印度市场耕耘了这么多年，最后发现自己不是在经营一家公司，而是在给印度的税务部门打工。

大众汽车的数字更触目惊心。印度税务部门对大众印度子公司开出了十四亿美元的天价税单，业内评估后续追加罚款后总额可能达到二十八亿美元。而大众在印度二十多年，市场份额只有百分之二出头，上一个财年的净利润不过区区一千多万美元。一张罚单，抹平了几十年的全部收益。

苹果碰到的套路则更有针对性。就在苹果辛辛苦苦把印度iPhone产能拉升到全球四分之一、累计投入数百亿美元之后，印度修改了《竞争法》，把反垄断罚款的核算基数从印度本土营收调整为全球总营收，最高可罚全球营收的一成。然后一张三百八十亿美元的罚单就砸了下来。金额远超苹果在印度经营多年累计的全部利润。

还有可口可乐，被要求向本土合作方转让六成股权。沃达丰，被追溯税法追讨数十亿美元。现代和起亚，分别被处以百万和上亿美元罚款。惠普，在二〇二六年又被裁定串通围标政府采购项目，开出超十四亿卢比的罚单。

这张名单可以一直列下去，越列越让人觉得这不是个别现象，是一种被精心设计过的商业模式。外资企业带着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进来，辛辛苦苦建厂、招人、铺渠道，等到花开结果了，突然有一天，一张通知、一纸新规、一次突击检查，就把果子全摘走了。苹果、三星、大众这种跨国巨头尚且被割得毫无还手之力，一般的中型企业进来了，更是一点生还的机会都没有。

在所有外资来源地中，中国企业遭到的对待是最严苛的。可能是因为政治上的互信赤字，也可能是因为中企在印度手机和电子消费品市场上的市场份额太大了，大到让新德里觉得必须出手。

小米从二〇一四年进入印度市场，投入数十亿资金建厂扩产、搭建线下渠道、完善本土供应链，常年占据印度智能手机销量榜首。然后印度执法局一纸冻结令，四十八亿元人民币资产被永久冻结，相当于小米印度近十年利润总额的六倍。处置结果至今悬而未决，小米只能持续收缩印度业务。

vivo的遭遇更加惨烈。二〇二二年，一百一十九个印度银行账户被冻结，涉案金额超四十六亿卢比。此后又被指控跨境转移资金，多名中印高管被反复传唤。到了二〇二六年，在经历了漫长而绝望的法律拉锯之后，vivo被迫交出企业控股权，十二年重金打造的产能体系、供应链和线下渠道被本土资本全面接手。一场投资走到最后，变成了一场被迫的资产移交。

OPPO长期被税务部门反复突击检查，业务规模持续萎缩。长城汽车本来打算砸十亿美元收购通用汽车的印度工厂，搭建整车的印度生产基地，结果项目被印度审批流程无限期拖延，直到彻底流产。比亚迪在二〇二三年准备投十亿美元建电动车合资公司，项目全面搁置，同年又被印方指控逃税超七亿卢比。而比亚迪当年在印度只卖出了一千九百多辆汽车。

二〇二〇年六月，印度单方面封禁了TikTok等五十九款中国应用，没有任何举证，没有任何预警。当时TikTok在印度的月活用户已经突破两亿，是名副其实的国民级应用。字节跳动数十亿美元的投资瞬间蒸发。这还没完，到了二〇二六年一月，这项封禁令被正式宣布为永久性的。

那些深耕印度基建和电力领域多年的中资工程企业，遇到的则是另一种收割模式。保质保量地完成了工程项目之后，印方不仅不付尾款，还会叠加各种名目的罚款，硬是把盈利项目拖成亏损项目。中方出钱、出技术、出设备，帮助印度修路建厂拉电网，最后不仅赚不到钱，连本钱都拿不回来。

这样一个一个地收割，一轮一轮地清场。印度政府有没有算过，割走的那些钱加起来，跟因此流失的全球资本信任相比，到底是赚了还是赔了。从外资净流入暴跌九成多这个数字来看，答案已经很清楚了。

资本是最诚实的。它不会因为PPT做得好就留下来，也不会因为招商官员的承诺说得动听就回头。它只有一个判断标准——你这个地方能不能保护产权，你的法律是不是透明的，你的政府是不是守信的。在这三条上，印度近些年的答卷做得一塌糊涂。

它的规则随时可以变。反垄断法可以为罚一家公司专门修改，征税可以用追溯条款往回追二十年，关税分类可以一夜之间调整。合法经营的行为，新规一出台就能变成违规。合规的利润，一纸罚单就能全部没收。这种营商环境下，任何理性的商业决策都不会把重资产、长周期、低流动性的项目放在印度。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把印度GDP等核心经济数据的质量评为C级，这是IMF体系内的最低等级。一个国家连最基本的经济统计数据都拿不到高分，又怎么可能让跨国企业的投资委员会相信它在产权保护和司法公正方面是值得信赖的。全球资本市场对印度的投票结果已经很清楚了。二〇二六年上半年，境外投资者抛售印度股票高达二百九十五亿美元，比上一年全年的一百八十九亿多出了一大截。外资在印度股市的累计持仓跌到了二〇一六年以来的最低水平，超过三千家外资企业彻底关停了在印度的业务。

印度央行对此有一个非常嘴硬的说法，说外资大进大出是市场机制成熟的体现。成熟到五年内崩盘式缩水九成九，大概连写这句话的人自己都不太信。

而把所有这些问题串在一起的更大背景，是印度制造业振兴战略本身正在遭遇的根本性困境。莫迪喊了十二年的“印度制造”，制造业占GDP比重不仅没有涨到百分之二十五，反而从二〇一四年的百分之十五点多跌到了百分之十四点多。制造业PMI在二〇二六年三月创下了四十五个月以来的新低。行业年均增速只有百分之三点三，连GDP整体增速的一半都不到。印度经济越来越依赖服务业，金融和IT服务贡献了GDP的百分之五十五以上，而需要长期资本投入、稳定政策环境、完整的供应链配套的制造业，始终没有真正发展起来。

问题出在结构上，也出在信誉上。制造业跟金融投资不一样，建一个工厂要选地、要铺路、要架电、要培训工人，投资回报周期动辄十年起步。如果企业连五年之后这个国家的政策法规会变成什么样都无法预测，没有人敢把一座工厂的未来押在这里。

印度政府不是不知道这一点。二〇二六年三月和五月两次主动放松中资准入，从电子元器件到光伏电池，从审批流程缩短到六十天，这些政策调整本身说明新德里内心是清醒的。它知道自己的制造业缺技术、缺设备、缺完整的产业链配套，放眼全球，能提供这些的只有中国。美国企业不会把核心产业链搬到印度来，日本企业已经在收缩东南亚以外的新增投资，欧洲企业正在应对自身的能源和竞争力危机。只有中国企业具备印度当下最需要的东西——全产业链的制造能力、庞大的设备供应能力、在发展中国家建设工业园区的成套经验。

但想要这些，光开门是不够的。门开得再大，门口的土地上铺满了前任投资者的残骸，也没有人敢迈进来。

新规本身的诚意也严重不足。持股比例不高于百分之十、不谋求控股权、不走大额投资通道——这套条件说白了就是让中企出钱、出技术、扛风险，而经营管理权和核心利润仍然牢牢控制在印度本土资本手里。没有一家具备全球布局能力的中国企业会接受这样的投资条件。这不是合作，是变相的技术转让和资金输血。等中企把技术和管理经验输出到位了，本土企业学会了，再找个理由把中方踢出去——这套剧本前面已经上演过太多次，中企早就看透了。

印度前驻华大使戈卡莱说过一句很坦率的话，他说印度对美国企业的信任度在走低，未来很可能会更加依赖中国的技术和商品。话是实话，但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依赖谁，而在于能不能让对方也得到公平的回报。用印度中国商会的表态来说就是，这次政策调整的适用范围太窄，缺乏普遍合作价值。翻译成更直白的商业语言就是，这点诚意还不够填坑。

一个国家要重建已经崩塌的信誉，时间线是用十年、二十年这种尺度来计算的。不是发几份政策文件、开几场招商推介会就能做到。它需要几十年如一日的稳定法律环境，需要政府在每一次契约争议中恪守承诺，需要法院在面对外资权益受损时做出公正的裁决，需要税务和监管部门用透明而可预期的标准对待每一家企业，不管它来自哪个国家。

这些条件印度具备了多少，看看那份外资撤离数据就能得出答案。

新德里对这个问题并非毫无感觉。二〇二六年夏天，印度主流财经媒体开始密集发声，语气一改过去的民族主义高调，罕见地承认了问题的严重性。他们说，长期失信收割外资的行为，让印度错失了承接中国制造业转移的黄金窗口期。中美贸易摩擦那几年，原本是全球产能从中国部分外溢的最佳时机，东南亚抓住了，墨西哥抓住了，印度却因为忙着围堵和收割中资，眼睁睁看着机会从指缝里流走了。

现在再想追，资本已经不给你机会了。全球资金用脚投票，优先流向那些政策稳定、产权安全、规则透明的市场。越南、印尼、墨西哥，这些国家正在接住印度没能接住的东西。印度的地缘政治盟友也帮不上什么忙。欧美企业对印度的定位很清楚——一个终端销售市场，不是一个产业转移目的地。它们愿意在印度卖东西，不愿意在印度造东西。因为卖东西的投入周期短、风险可控，一旦政策有变随时可以收缩。造东西就不一样了，工厂建好了想搬就难了。

这才是莫迪政府最焦虑的地方。制造业振兴喊了十二年没有成效，外贸逆差继续破千亿美元，外汇储备被能源进口和资本外流双重挤压，大选的选票又跟就业岗位牢牢绑定。没有制造业就没有足够的就业，没有就业就没有社会稳定，没有社会稳定一切发展战略都是一纸空文。死结就在这里。

但资本市场是不负责解死结的。资本市场只负责识别风险，然后把钱放到风险最低、回报最确定的地方去。印度想要重新赢回资本的信任，不是在财政部里写几份评估报告就能做到的。它需要的是一种从根本上重新定义政府与企业之间关系的决心。能不能给外企一个不被任意收割的承诺，能不能让法院成为真正的独立裁决者而不是政府意志的执行人，能不能让法律变成一面透明的墙而不是一根随时可以砸下来的棍子。这些东西不改变，不管开多少扇门，门里面都不会有人来。

小米、vivo、TikTok、三星、大众、苹果、切莱比奥卢，这些名字连在一起，构成了印度营商信用的真实档案。每一个名字后面，都是一笔被冲销掉的投资，一个被清空的银行账户，一群被遣散的工人，和一次跨国投资委员会里高管们拍着桌子说“再也不去印度了”的决定。这种决定一旦做出了，再逆转的成本会高得让人绝望。

莫迪政府或许真的后悔了。但信誉这种东西，毁掉它只需要几年，重建它需要很多年。而现在，资本市场甚至连那个重建的倒计时都还没有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