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铁救人，我不敢出手！”大三甲主任：连续三次没敢去！网友：不主动站出来，是不是要追责？超7成医护参与救治，医生权益应被保障

“我现在不敢出手了”医生发高铁寻医视频感慨到！

大三甲主任医师：我以前会去，最近连续三次都没敢过去

近日，有个值得关注的现象，不少同行发布高铁寻医的视频，一边录像一边感慨：“我之前都会去的，但是现在我不敢去了。”比如，8月5日，一位来自云南的医生发了一个视频，视频背景音中，高铁乘务员一直在广播：“列车现在广播寻医，10号车厢现在有位旅客突发疾病，有哪些旅客是医护人员，请您到10号车厢帮忙诊疗。”视频中的文案写到：“第二遍广播了，看来没有人去10号车厢。”

在如今紧张的医患关系下，出现这样的局面似乎并不意外。8月6日，一位来自甘肃的医生表示：“上次去兰州高铁上也遇到了，一车厢的医生，虽然我都不认识，但我知道全是医生，因为大家的目的地一样，都是去开会的，后面的见面也证实了我的猜想。所有人都听到了广播，但没一个人屁股离开位置。怎么说呢，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懂的都懂。”

8月3日，来自北京某大三甲医院的主任医师表示：“如果高铁或飞机寻医，现在我还会不会去？说实话，我之前会去，也一直秉持着这个原则去救治有需要的人。但是最近我不敢了，而且我连续三次都没有敢过去。”

8月6日，一位来自湖北的医生告诉笔者：“其实就算医生过去，能发挥的作用极其有限。绝大多数突发情况根本就不需要医生出手，车上乘务员都经过了系统急救培训，海姆立克急救、心肺复苏、简单止血这类基础操作都能熟练完成。针对轻微不适的乘客，忍一忍就能到下一站了，基本不存在生命危险。碰到情况复杂的重症，就算医生去了也于事无补，高铁上没有专业的医疗器械，缝合、穿刺等急救操作完全没法开展，就算有专业知识，也没有救治条件，很难扭转危急情况。”

他强调到，最让医生顾虑的是院外救人存在的巨大风险，如果顺利，那你好我好大家好，如果不尽人意，又碰到不明事理的人，那各种质疑就会铺天盖地，比如质疑诊疗资质、指控违规行医等等。“这样的前车之鉴太多了，所以我们都很怕，用畏畏缩缩不为过，毕竟谁也不敢拿自己的职业生涯开玩笑。”

确实如此，医生在外行医，会存在行医地点跟执业证登记地点不符等情况，这个时候，患方一旦无理纠缠，医生很容易陷于被动地位。

可以说，救人是一种善意，可当这种善意还要无限叠加各种未知风险时，难免让人瞻前顾后、犹豫不决。而趋避利害是人的天性，一部分医生选择不出手，实则也是一种小心翼翼的自我保护。

但令人震惊的是，在这种“帮是情分，不帮是本分”的现实面前，部分网友居然还对医生指指点点，进行无理的道德绑架，把这份原本和医生没有关联的责任强行扣在医生头上。

网友质疑：医生听到广播不主动站出来，是不是要追责？

旅客途中突发疾病很常见，超7成医护参与救治

每次高铁或飞机等公共交通上出现紧急医疗事件，大众总能把重点偏离，明明是乘务和旅客之间的纠纷，但常常会转移到“医生该不该救人”的问题上，甚至在发生这类事件后，还有人会无理的质疑到：“高铁/飞机上那个多人，我就不信没有医生。”

近日，在某社交平台，一位来自上海网友的质疑贴点燃了业内的怒火，这位网友表示：“好好查查高铁上到底有没有医生乘客，如果有医生听到列车广播却不站出来救死扶伤，算不算草菅人命，该不该追责？”

第一次听到这种强盗逻辑，真够吓人的。以前是救治效果未达预期可能会被追责，现在倒好，就因为有个医生身份，关键时刻没有积极站出来，在某些人的眼中也该被问责处罚，这完全是毫无根据的道德绑架！写到这里笔者似乎理解了一些业内人士的调侃：“在院预防职业暴露，在外预防暴露职业。”

对此问题，8月5日，一位来自山东的医生直言到：“一直都觉得高铁飞机上广播寻医很冒犯。”在他看来，医生乘坐高铁飞机，本质上和大家一样都是乘客，都是剥离职业回归自我后难得的休息时间，这个时间段里，他们一样是普通人，不该被强行裹挟去承担沉重的道德期许与施救责任。

因此，在许多业内同行的心中，都认为与其广播寻医不如直接配备专属的医务人员，这还能提供一些社会岗位，增加就业率。

对此提议，8月6日，一位来自浙江的医生表示：“说真的，现在这样的环境，如果真配备随行医生，可能很多人都不敢去应聘，工作压力会很大，还涉及到要不要配药配设备等等问题。而且说实在的，真碰到情况复杂的重症患者，不像在医院人员设备齐全，随行医生能做的其实非常有限，到时候如果真的救治效果不好，铁路航空部门也很麻烦。因此，他们一直在配套相关医疗设置上迟迟没有动作，应该是有这方面的考量。”

实际上，高铁飞机上出现紧急医疗事件的情况并不少。

据统计，2025年西安铁路局西安客运段担当的旅客列车共发生旅客急病求助1022起，平均每日发生2起以上。另据澎湃新闻报道，今年上海春运期间（统计数据时春运还未结束），各铁路枢纽医疗服务点累计为近800人次旅客提供专业医疗服务，完成急诊转运44例。

聚焦在航空上，这个数据也不乐观。据2025年《中华急诊医学杂志》发表的《商业航班空中紧急医疗事件的应对策略》一文中披露，目前全球每日飞行商业航班约13万架次，乘客约1300万；空中紧急医疗事件（乘客或机组人员在航班上突发疾病而需紧急救治的情况）发生率约为24~130例/百万乘客，约604次飞行中发生一例紧急医疗事件。

最常出现的情况依次是晕厥（37%~59%）、消化系统疾病（13%~15%）、呼吸系统疾病（3.5%~12%）、心脏症状（5.6%~8.0%）、神经精神问题（3%~11%）及创伤（2%~10%）。极端事件比如心脏骤停的发生率约为0.3%~1.3%，在飞机上抢救成功率极低，意味着目前全球每年大约有1000人因此而死亡。

一旦发生紧急医疗事件，乘务员通常都寻求机上医务人员帮忙救治。据统计，医务人员参加救治的比例可高达70%，其中医生、护士和其他专业人员参与率分别为46%~48%、20.1%和4.4%。有研究显示医务人员参与处理的效果显著，乘客后续转送医院的比例明显降低。

因此，国际民航组织呼吁医务人员作为医疗志愿者应积极主动参与紧急救治，同时也强调作为志愿者参与救治应受到“好人法”的保护，免受承担民事责任。“好人法”即《民法典》第一百八十四条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

公共场所急救服务是两会讨论焦点

实实在在的保护出手医生更为重要

事实上，不光有“好人法”保护，《医师法》第二十七条也明确：国家鼓励医师积极参与公共交通工具等公共场所急救服务；医师因自愿实施急救造成受助人损害的，不承担民事责任。

不过，虽然存在免责条款，但在实际操作中，医生仍然面临诸多风险。比如面对部分家属的无理纠缠，被迫参与举证、应诉、配合调查等等，不仅费时费力，而且会让医生对最初的救人动机产生怀疑。类似的血泪教训并不少，这也导致医护群体陷入“想救但很犹豫”的局面。

对此难题，其实早在2016年，“中国肺移植第一人”陈静瑜就曾在两会上建议，呼吁在飞机、火车等大型公共交通工具上配备急救医护人员和设施设备药品。包括近两年的两会，都提出了关于完善长距离公共交通应急医疗救援体系的建言。

2025年，全国人大代表、南通大学附属医院骨科临床研究中心主任刘璠指出，当前长距离公共交通应急医疗救援体系存在明显不足，亟需完善。为此，刘璠建议，建立“医务人员志愿者清单”和“重大疾病患者清单”，依托订票平台构建乘客健康信息数据库，实现急救人员与病患的精准匹配；完善“免责+培训+联动+表彰”机制，明确急救人员法律责任豁免，加强乘务员急救培训，并对成功施救的医护人员给予表彰和奖励。

2026年，全国政协委员、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总部麻醉科主任方向明指出，我国民航与高铁医疗安全体系仍有短板，建议以“科技创新＋科普支撑”驱动建设民航和高铁快速应急精准响应体系等等。

可以看出，建言的核心是有所改变的，那就是从建议飞机高铁上配备专门的医护人员和设备药物转变为依靠当前的医疗力量，去更科学的完善救援体系，更精准的解决公共交通上所发生的应急医疗难题。

这其实是一个很好的解决方向，那就是都主张用制度化方案化解“临时抓壮丁式救人”的被动局面。不过，对于医务人员而言，如何在参与一场紧急救治后全无后顾之忧，不用面对繁琐的自证程序，在突发险情时，先想到的是“拼命救人”，而不是“有没有风险”，这可能是当下更需解决的现实难题。

参考资料：

[1]蒋唯松,朱晓娟,周颖,等.商业航班空中紧急医疗事件的应对策略[J].中华急诊医学杂志,2025,34(7):992-997.

撰文 | 江畔

编辑 | 江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