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才子军级领导，曾戴手铐长征，因书为法出色免遭重惩，建国后成为副部级

在四川通江沙溪乡左侧的红云岩上，岩石顶部石墙从右至左横排阴刻楷书刻有“赤化全川”四个大字，字高5.5米，宽4.7米，笔深0.35米，宽0.7米，里面可以卧一人，字间距为7.1米，字迹工整，笔力遒劲，由于此红云岩雄踞万谷之巅，离岩三四十里远其字迹也清晰可见。

根据当地的讲解员介绍，这幅字是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选此高岩，由红四方面军政治部秘书长、著名的红军才子朱光书写，红军川陕省委领导刘瑞龙组织红军錾字队，于1934年春刻成，标语字体端重，运笔沉稳劲利，字体雄健有力，十分醒目，具有极其重要的革命纪念意义！

当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是一次可歌可泣的战略转移，也是中外军事史上的伟大奇迹之一，长征胜利的意义，不仅仅在于红军从此摆脱了敌人的重兵围追堵截，走到了抗日战场的前沿，而且还在于红军的革命主张得到了广泛传播，革命的理想信念得到了充分彰显和激扬。在这个过程中，红军的文化宣传工作灵活多样，生动活泼，深受沿途群众喜欢，发挥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半个多世纪前，美国女作家威尔斯在《续西行漫记》中写道：“红军中有两个才子，一个是廖承志，另一个就是朱光。”

朱光，1906年生，广西博白县松旺镇茂山村人，出生于一个破落官僚地主家庭，7岁丧母，11岁丧父。他自幼聪颖好学，成绩优异，喜爱书画，能两手同时执笔写字。他14岁那年，县城读书时因多才多艺，在时任校长的培养下，成为学生运动领导人，后来，他带领200多名团员参加了广州起义，从此走上革命的道路。

1932年春，朱光被组织派往鄂豫皖苏区，任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成为一名军级干部，他虽然是在战争年代，根本没有时间，但朱光勤奋好学，多才多艺，在戏剧、书法、绘画、诗词诸方面都有较深造诣，为红军做了大量的宣传工作。

在鄂豫皖根据地的第三次反“围剿”作战中，由于张国焘在战略上的错误，致使部队遭受重大损失，被迫撤离根据地。广大指战员对张国焘日益不满。当部队到秦岭山麓城固小河口时参与一些领导人的会议，讨论西进的得失，酝酿派人到中央揭发张国焘的错误，要求上级迅速采取紧急措施。

因为这件事情，张国焘对朱光一直记恨在心，不久之后终于找到一个机会，将朱光等人诬为“右派”、“托陈取消派”、“AB团”等罪名，对朱光进行严刑逼供达一月之久，给他开除党籍。随后被关进监狱，罚充苦役。

1935年4月，红四方面军西进川西北开始长征，朱光以“囚徒”的身份戴着手铐，随部队艰难地行进。朱光因写得一手好字，又能绘制地图，故而免遭杀害，他与廖承志、罗世文等人一起，戴着手铐脚镣参加长征，从事出版、油印、石印、书写标语、绘制军用地图和印发钞票等工作，背着沉重的油印工具跟随部队三过草地。

朱光以顽强的意志跟着部队爬雪山，过草地，渡激流，躲避敌机轰炸，强行通过封锁区。他不仅征服了来自敌人和自然界的挑战，还要承受来自张国焘“左”倾错误的折磨打击，硬是拖着一副病残的身躯一步也不掉队，到达陕北。直到一年后，朱光才获得平反，恢复党籍，结束了三年多的囚禁生活。

“作字先作人，人奇字自古。”朱光的书法直追钟王，润秀圆转，朴实古拙。朱光力倡以自然天真为尚，行草书备受推崇，重骨力，宗颜书而参以钟王意趣，并受傅山书风影响，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

朱光赋性刚直不阿，他的书法作品笔势雄奇，连绵飞动，起伏跌宕，字间连带自然，表现出生气郁勃的宏大气势，通幅观之，气韵生动，结构自然，字形大小的变化更增加了作品的生动性和跃动感，给人以朴拙遒美之感，体现了朱光极强的个性。

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之后，在延安时期的朱光得到重用，抗日战争时候，先后在总部宣传部门工作，还担任过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秘书长，后任129师宣传部长，冀南军区、冀鲁豫军区政治部主任等重要职务。

建国后，朱光任长春市委书记、广州市委书记、广东副省长，主席誉他为“江南才子”，多次写字相赠，乘兴挥毫书亲自赠他书法“到南方去，同原在南方工作的同志团结在一起，将南方工作做好，这是我的希望”的条幅，作为赠言。

朱平生喜爱文学艺术，颇有“诗癖”，常秉笔挥毫，写诗作赋，借以述怀言志。主要著作有《〈广州好〉五十首》、《珠江之歌》、《日新月异的广州》和《水上居民的变迁》等。

1969年3月，朱光在安徽省病逝，终年63岁，后安葬广州银河公墓安放。

本文参考资料：《追忆朱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