恭王与翁同龢积怨极深，临终以一席重话，对翁绝命恶评，点醒光绪

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初十，恭亲王奕訢病势垂危，光绪皇帝亲临恭王府探视。

君臣谈到朝中人物，奕訢推荐了荣禄、张之洞、裕禄等人，唯独对翁同龢，他留下了八个字的评价："居心叵测，并及怙权"。据时人记载，奕訢还当面告诫光绪："若用此人，所谓聚九州之铁不能铸此大错。"

半个月后，翁同龢被开缺回籍，戊戌变法随之拉开序幕。

这一幕，堪称晚清政坛最具戏剧性的一幕——两代帝师翁同龢，就这样被他一手调教出来的光绪皇帝逐出权力中枢，而背后推波助澜的，正是那位与他有着数十年恩怨纠葛的恭亲王奕訢。

奕訢与翁同龢的恩怨，得从翁家与恭王府的渊源说起。

翁同龢的父亲翁心存，是道光朝状元，曾任上书房总师傅，咸丰帝、恭亲王奕訢、惠郡王绵愉都出自他的门下。

这层师生关系，本应是翁同龢与奕訢之间最牢固的纽带，然而政治场上的利益纠葛，很快便将这层温情脉脉的面纱撕得粉碎。

翁同龢是咸丰六年的状元，入仕后历任户部侍郎、刑部尚书、工部尚书，最终做到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大臣，更成为同治、光绪两代皇帝的老师。

随着地位日尊，翁同龢的性情也日渐显露。金梁在《四朝轶闻》中说他"好延揽必求为己用，广结纳而不能容异己"，潘祖荫更是对王伯直言："叔平实无知人之才，而欲博公卿好士之名，实亦愚不可及。"《清史稿》亦载："同龢久侍讲帏，参机务，遇事专断。与左右时有争执，群责怙权。"同僚议事，偶有不合，翁同龢辄拂然而去，"必伸己意，众已侧目"。

这种性格，注定了他不可能与奕訢长期和平共处。

两人的第一次重大冲突，发生在洋务运动时期。

奕訢是洋务派在朝廷的总代表，支持李鸿章办工厂、练新军、建海军，而翁同龢作为清流领袖，对洋务运动持怀疑甚至抵制态度。他利用帝师身份，不断在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面前进谗言，抹黑洋务运动。更致命的是，翁同龢与李鸿章有着深仇大恨——当年翁同龢的兄长翁同书在安徽巡抚任上作战不力、弃城逃跑，被曾国藩弹劾，而那份杀机四伏的《参翁同书片》，相传出自李鸿章之手。

翁同书被判斩监候，后因翁心存病故，朝廷体恤翁氏，改谪新疆。

翁心存年逾七旬，卧病在床，听闻长子之事后病情加剧，于同治元年年底去世。

这笔账，翁同龢全算在了李鸿章头上。他担任户部尚书期间，对北洋水师造船购械多方阻挠，导致北洋舰队长期得不到更新。李鸿章后来指斥翁同龢"专讲小节、不问大事"，可谓一语中的。

光绪十年，中法战争爆发，奕訢主持的军机处在战与和之间犹豫不决，清军节节败退。慈禧太后趁机发动"甲申易枢"，突降懿旨，以"委靡因循"的罪名将奕訢全班军机大臣一网打尽：奕訢开去一切差使，家居养疾；宝鋆原品休致；李鸿藻、景廉降二级调用；翁同龢革职留任，退出军机处，仍在毓庆宫行走。

表面上看，翁同龢所受处分最轻，但据史料记载，此次易枢的幕后推手之一，正是翁同龢本人。他引荐孙毓汶进入军机处，意在取代恭亲王，奕訢对此"积憾尤深"，从此认定"翁心叵测"。

这一事件，成为两人关系彻底破裂的分水岭。

甲申易枢前，翁同龢的日记中留下了对恭亲王的尖锐批评。

光绪十年三月三十日，慈禧太后召集紧急会议讨论越南军情，军机处已接到电报，确定北宁、谅江失守。会议上，恭亲王却大谈当年十月为慈禧祝寿进献之事，"极琐屑不得体"。慈禧太后终不耐烦，表示早已决定不为生日搞什么"进献"了，"且边事如此，尚顾此耶？"但恭亲王"犹剌剌不休，竟跪至六刻（一个半小时），几不能起"。第二天会议还是如此，还增加了惇亲王奕誴，两位王爷兄弟"所对皆俗语，总求赏收礼物"。翁同龢看不下去，只好"越次"发言，劝两位亲王"宜遵圣谕，勿再琐屑"，总算给大家找了个台阶。

翁同龢在当天日记里感慨说："天潢贵胄，亲藩重臣，识量如此！"

这段记载，既暴露了恭亲王在慈禧面前的失态，也折射出翁同龢对这位"亲藩重臣"的鄙夷——在翁同龢看来，奕訢的识量不过如此。

甲申易枢后，奕訢在家一闲就是十年。这十年间，他丧妻丧子、友朋凋零，昔日权倾朝野的恭亲王，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而翁同龢虽然退出军机处，却仍在毓庆宫行走，继续担任光绪皇帝的老师，圣眷未衰。更微妙的是，翁同龢与光绪帝生父醇亲王奕譞关系密切，《樸園越講》记载他们"虽同居京城，却彼此书信往还，几无虚日"。

光绪十五年，翁同龢六十岁生日，京官们纷纷送礼，翁同龢甚至亲笔书写《己丑年寿礼名册》以备日后参考，足见其门庭若市。

恭亲王奕訢也送了厚礼——如意、帐、猶、酒，表明两人私下仍维持着表面上的往来。

据《翁同龢日记》记载，恭亲王过寿时，翁同龢曾准备一柄玉如意、一盒饽饽、八盒水果，这柄如意可能是翁同龢职业生涯中送出最贵重的礼物了。

这种礼尚往来，不过是官场上的虚与委蛇，两人骨子里的怨恨早已根深蒂固。

光绪二十年，甲午战争爆发，翁同龢极力主战，引帝党集中火力抨击统率淮军的李鸿章。黄海海战后，清廷不得不拔去李鸿章三眼花翎、褫夺黄马褂，翁同龢仍不满意。他集合帝党力量，联名上奏，希望起用蛰伏已久的恭亲王奕訢。

据帝党成员侍读学士陆宝忠记载，翁同龢与几位大臣联名上奏的第二天，就被光绪帝单独问话；几天之后，翰林院便在宣武门外土地庙斜街的京师全浙会馆集会，联名起草奏议。

几天之后，恭亲王果然复出，管理总理衙门，并总理海军、会办军务。

然而，此时的奕訢已经六十二岁，十年赋闲磨平了他所有的棱角。复出后的恭亲王暮气沉沉，在政治上毫无作为，令帝党深为失望。更耐人寻味的是，奕訢复出后，反而强推翁同龢进入总理衙门，翁同龢力辞，奕訢遂责其"畏难"。

这一举动，究竟是奕訢想将翁同龢拉入实务以观其能，还是另有深意，已难考证。但可以确定的是，两人在甲午战局中的合作并不愉快。翁同龢明知军机大臣们大都主和，难以为伍，请示不参与军机处会商，未获同意。

在督办军务处，翁同龢与恭亲王、庆亲王的共事更是摩擦不断。时任总理衙门大臣、步军统领的荣禄在光绪二十年十一月初三日致陕西巡抚鹿传霖的密函中，对翁同龢的评价极为尖锐："常熟奸狡性成，真有令人不可思议者；其误国之处，有胜于济宁，与合肥可并论也。合肥甘于小人，而常熟则仍作伪君子。刻与其共事，几于无日不因公事争执，而高阳老矣，又苦于才短，事事为其欺蒙，可胜叹哉！"

荣禄还透露，翁同龢欲令洋人汉纳根练兵十万，岁费饷银三千万，所有中国练军均可裁撤，拟定奏稿由督办军务处具奏。荣禄"大不以为然，力争之"，"两王及高阳均无可如何，鄙人与常熟几至不堪，始暂作罢议"。

这里的"两王"即恭亲王、庆亲王，"高阳"为李鸿藻。由此可见，翁同龢在督办军务处的执拗与专断，连恭亲王也无可奈何。

甲午惨败，北洋水师全军覆没，《马关条约》割地赔款。奕訢将这一切看在眼里，对翁同龢的怨恨又深了一层。据时人记载，奕訢临终前向光绪帝细数甲午之败的缘由，认为翁同龢一味高调主战，却又不积极备战，导致主战的偏激舆论占了上风，错过了外交解决的最佳时机，"十数年之教育，数千万之海军，覆于一旦，不得已割地求和"，列强趁机掀起瓜分浪潮。

这番话，字字诛心，直指翁同龢是甲午国难的罪魁祸首之一。

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奕訢病危。

光绪皇帝亲临探视，于是乎就出现了本文开头那戏剧性的一幕。

就在奕訢弥留的那些日子，光绪帝连续两天向翁同龢问及康有为的著作。翁同龢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矢口否认与康有为有来往，更指责康有为"居心叵测"。

据翁同龢日记记载，四月初七日，光绪帝命翁同龢索取康有为所进之书，令再写一份递进。翁同龢对光绪说："与康不往来。"光绪问："何也？"翁答："以此人居心叵测。"光绪追问："前此何以不说？"翁答："臣近见其《孔子改制考》始知之。"次日，光绪帝又问康书，翁同龢"对如昨"。光绪帝"发怒诘责"，翁同龢仍坚持让总理衙门传知张荫桓转呈，光绪帝"不允，必欲臣诣张荫桓传之"。翁同龢无奈，只好答应。

这种前后不一、政治上不诚实的表态，恰恰印证了奕訢的判断。翁同龢自以为聪明地撇清与康有为的关系，殊不知弄巧成拙，反而暴露出自己政治上不诚实的一面。

奕訢去世后半个月，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七日，翁同龢正在准备入朝谢恩，太监传出话来："别的人进去，翁某就不要进去了。"随即朱谕下颁："协办大学士翁同龢近来办事多不允协，以致众论不服，屡经有人参奏；且每于召对时咨询事件任意可否，喜怒见于词色，渐露揽权狂悖状，断难胜枢机之任……翁同龢著即开缺回籍，以示保全。"

据陈夔龙《梦蕉亭杂记》说，这一谕旨有如"霹雳一声，朝野同为震骇"。

翁同龢本人更是觉得意外，他怎么也不敢相信这一事实。第二天中午，他等候在光绪退朝经过的宫门口，打算待光绪来到这里时在道旁叩头，希望事情有所转圜。光绪皇帝来了，只是回头看了他一眼，却没有说话。翁同龢"黯然如梦"，只好于五月十三日离开北京，走上了回原籍之路。

长期以来，史家多将翁同龢被逐归因于慈禧太后的打压，认为赶走翁同龢等于切掉光绪的臂膀。但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真正决定罢免翁同龢的，正是光绪皇帝本人。

历史学家吴相湘根据翁同龢的日记得出结论：赶走翁同龢的不是慈禧，而恰恰是光绪本人，原因很简单——当时光绪已经对他失去信任，并产生了反感。

恭亲王的临终遗言，无疑在这位年轻皇帝心中投下了巨大的阴影。翁同龢倾注心血教导光绪二十年，最终却落得个"揽权狂悖"的罪名，连自己的学生都不将其放在眼里，这不能不说是晚清政坛最大的讽刺之一。

奕訢与翁同龢的恩怨，说到底是一场关于权力、政见与人格的复杂博弈。奕訢代表的是务实派，他深知大清的危局需要实实在在的变革，而非空谈道德；翁同龢代表的是清流，他以道德优越感自居，却在关键时刻屡屡因私废公。

两人从翁心存的师生关系开始，经历了洋务运动的分歧、甲申易枢的背叛、甲午战争的离合，最终以奕訢临终前那八个字的绝命评价画上了句号。

这八个字——"居心叵测，并及怙权"——不仅是对翁同龢个人的盖棺定论，更是对整个清流党人"满口仁义道德、满腹猜忌权谋"的深刻批判。恭亲王一生几起几落，阅人无数，他最后对翁同龢的评价，或许比任何史家的笔墨都更为锋利、更为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