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杂记｜七千人大会召开的细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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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张照片也是七千人大会上拍摄的，还是没有林彪，朱德也没有在画面中，增加了彭真的侧影。

原题：一次空前规模的大会是如何召开的——忆“七千人大会”的筹备和保障工作（上）

来源：秘书工作2007年第6期

作者：张素华（作者系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

（一）

1962年1月11日—2月7日，在北京召开了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有中央、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地委、县委、重要厂矿党委及军队的负责干部参加，共七千多人。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举行的规模最大的一次工作会议，人们习惯地称其为“七千人大会”。

召开一个七千多人的中央工作会议，规模之大，在党的历史上是空前的，至今也没有再开过。况且是在国家财政极端困难，人民生活极端困苦的情况下，召开这样一个大会，绝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一般说来，极其特殊的现象，其背后必定有极不普通的原因。我们可以从中共中央决定召开“七千人大会”的《通知》中理解和思考这种不同寻常的原因：

中央决定，1962年1月中旬，在北京召开一次有中央局、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地委、县委和重要厂矿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参加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这次会议，主要是要讨论近几年的工作经验和端正工作作风问题；还要讨论我国经济建设的形势和规划。

从1958年以来，我们在各个工作战线上，都取得了很多成绩。这是首先应当肯定的。同时，在中央和地方的工作中间，也发生了一些缺点和错误，这也是不能忽视的。连续几年的自然灾害和工作中的问题，造成了我们经济上的困难。这种困难是暂时的，但是严重的。今年以来，我国的经济形势，特别是农业情况，部分地区已经有了显著的好转，但是困难还没有渡过。在我们的实际工作中间，还存在着一些不正确的观点和作风，例如：分散主义状况，本位主义观点，不讲老实话的作风，在执行国家收购农产品任务上不照顾大局，片面地只顾本地或者只顾农民一头，缺乏朝气，缩手缩脚的畏难情绪，等等。这些观点、作风，又妨碍着困难的克服。中央希望，经过这次会议，能够总结经验，统一认识，鼓足干劲，加强纪律性，全党团结一致，一心一德，积极地，不失时机地加强各方面的工作，使当前的困难得到较快的克服，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得到顺利发展。

出席这次会议的，除了中央局书记以外，省委和自治区党委各四人（第一书记和工业、农业、财贸书记），地委三人（第一书记和工业、财贸书记），县委二人（第一书记，第二书记或者其他书记），中等城市党委二人（第一书记和工业书记），重要厂矿党委二人（第一书记和厂长）。西藏、新疆等边远地区，由于交通不便，地县两级党委的出席人数，由自治区党委酌情确定。厂矿党委出席人员的名单，由国家计划委员会和国家经济委员会拟定后另行通知。各地区出席会议的名单，望在12月10日前报来。所有出席会议的同志，都于1962年1月8日前到达北京。

中共中央

1961年11月16日

由此可以看出，“七千人大会”是由于“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造成了严重的经济困难形势，中央在进行调整工作时又遇到了困难，干部群众的思想比较混乱，粮食问题又是火烧眉毛般的危急，再加上苏联赫鲁晓夫对我不断施压的这种复杂而又紧急的情况下决定召开的。

“七千人大会”的通知是杨尚昆负责起草的。在起草通知时，邓力群觉得人们对《工业七十条》的争议较大，尤其厂矿一级的党委书记有抵触情绪，认为“七十条”削减了他们的权力，这对贯彻“七十条”是个困难。为此他建议全国重要厂矿的厂长、党委书记也来参加大会。杨尚昆同意了，并写进了通知。

11月15日，杨尚昆报告邓小平，说通知写好了，其中增加了重要厂矿党委一项，是我们讨论增加的，请审阅。邓小平同意了这个建议，接着送毛泽东、周恩来、彭真传阅，他们也没有提出不同的意见，分别画了圈，通过了。这样原本六千多人的大会，就变成了七千多人的规模。11月16日通知正式下发。

（二）

召开“七千人大会”通知下发的当天，刘少奇乘火车赴广东从化。11月底，毛泽东也离开北京南下到上海、杭州等地巡视。这样，大会的筹备工作主要由邓小平负总责。具体的后勤工作安排，则由杨尚昆负责。这么多人来开会，吃喝拉撒睡不是一件小事情。为此，中央办公厅专门成立了大会筹备处。

大会的筹备工作，首要问题是大会报告的起草工作，这是一个重头戏。“七千人大会”最初的议程比较简单，主要就是讨论通过中央的一个报告，通过总结经验，统一大家的思想，反对分散主义，推动征购。所以报告写些什么不写什么，就是至关重要的事情了。报告起草也就成了会前的一项最重要的准备工作。这项工作在刘少奇不在北京的情况下，主要由邓小平主持，具体负责组织起草工作的是陈伯达。

其次是筹备大会的具体工作。这项工作分为会议组、警卫组、生活组。会议组由叶子龙负责，警卫组由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吕展负责；生活组由北京市委副秘书长殷玉昆负责。这三人一时被大家戏称为“三巨头”。

会议组，主要负责落实参加大会的人员名单，大会的预算、接送、招待，还有一项比较重要的工作，就是搜集大会讨论的意见，组织撰写简报，向领导汇报大会的情况等。

警卫组，主要是负责大会的安全保卫工作。

生活组，是负责安排落实大会人员住宿的宾馆，一日三餐等。也就是吃喝拉撒睡，都属于生活组来安排。

为了弄清筹备会议的情况，我根据杨尚昆的日记的记载寻找负责筹备会议的人员，遗憾的是，绝大多数都已经故去了。几经周折，才找到了目前还健在的会议组的李润民同志。李润民今年79岁，身体还好，只是耳朵有点背，他热情地接待了我。颇有感慨地回忆起那段日子。他说：

我一生负责筹备多少次会议已经记不清楚了，但印象最深的还是“七千人大会”。我们从未筹备过那么大规模的会议，最多如党的八大，也就是一千多人的会，这一下子要筹备七千人的大会，没干过呀。再说何止是七千人呢，省委书记以上的领导都要带一个秘书吧，地委书记也得带个人，要不他召开会议谁去招呼？大的省份一来就是几百人，最少的西藏也有六七十人呢。另外，会议上管招待、管简报、管保安的都得住在会上，这些人也得统计在内呀！所以实际上决不止七千人的规模了，弄不好得有万把人吧！

40年过去了，再也没有召开过如此大规模的会议！李润民接着说：

而我们的会议组呢，那时还只是一个科，有五六个人。召开“七千人大会”是临时决定的，从决定召开大会到会议正式开始，不到两个月的时间，这就意味着我们只有一个多月的时间进行筹备，你就可以想象当时是多么忙吧，几乎每天都是通宵达旦地干。仅仅是参加会议人员的名单，就忙得我们晕头转向。各个省有多少同志参加，正式人员多少，随行人员多少，男同志多少，女同志多少，都得一一登记准确。那时候又不像现在，有传真，有电脑，有手机，而是完全靠手拨电话进行联系。关于与会人员的名单，当时近的地方如天津、北京是直接送来的，远一点的地方都是通过电报的形式，把名单报上来，机要室的译电员再一一翻译出来，然后送到我们手上，我们再进行统计，非常复杂。

另外，光统计了还不能算数，得抓紧报到办公厅主任杨尚昆那里，让中央领导过目，点头同意。除了上报中央领导，我们还必须留出时间给北京市委，因为他们要按这个名单，落实与会人员的食宿；同时还需要给交通管理部门留出时间，让他们按人数、按地点调配车辆。这还不算完，然后还必须追着北京市委了解安排落实的情况，需要了解各个代表团的住处。当各省人员的名单确定之后，我们还得一一落实他们什么时候到京，是乘飞机来，还是乘火车、汽车来，我们得派什么人去接……

在杨尚昆的日记里，我曾看到李润民多次向杨尚昆汇报会议名单的有关记录。这是他担任的主要工作，所以印象比较深。

其实会议组的工作还有很多，还要抽调各路人马，组成一个庞大的简报组。“七千人大会”的特色之一，就是简报多。对负责写简报的人员如何落实，如何组织培训等等，因为没有找到这方面的有关人员，就不得而知了。

（三）

为了解有关“七千人大会”的安全保卫和生活住宿问题，经人介绍，我找到了原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张文奇同志。

张老很负责任，他不但认真回忆那段历史，还专门跑了档案部门核对材料。他说：“七千人大会”之前，凡是党中央开会，或者是人大、政协开会，都是由中央有关部门牵头。只有“七千人大会”连带当时的另外两个会议是由北京市牵头做保卫和生活保障工作的。至于为什么交给北京市搞，当时没有说。现在分析，可能是因为会议人数太多，代表们分散在北京市的各个饭店、旅馆，工作量非常之大，而且具体吃、喝、行的保障也十分复杂，涉及到北京市许多部门，这样看，由北京市负责操办可能更方便一些。

北京市接受这样一个任务，一定不轻松。张文奇说：

操办这么大规模的一个会议，即使是在现在交通和通讯技术相当发达的情况下，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更何况当时的条件是那样的落后，所以北京市感到肩上的担子很重。比如我们警卫组，接受任务后，立刻进行分工，有负责会议保卫工作的，有负责会议代表外出活动安全的，有负责安全检查的，有负责交通的。单说安全检查，它既包括对人，也包括对物的检查。比如人，要事先进行审查，政治上是否可靠。如北京饭店有一位厨师，厨艺非常好，但觉得政治上不大可靠，就只好不用。再比如物，所有的房间、设备、电梯、汽车都要进行安全检查；吃饭，所有吃的东西从哪儿来的，谁运来的，放在什么地方都要一一核对清楚，叫做采购、运输、制作一条龙。从人到物到活动安排，任何一个环节都不能出错。

再说交通方面，因为当时的县委书记、各大厂矿党委书记、厂长中的大多数人都没有来过北京，为使他们出行方便安全，北京市对不少模糊不清的交通标志牌都重新进行了更换。

因为新中国成立不久，又处在困难时期，北京市一下子要安排招待一万多人，宾馆情况怎么样，他们是怎么解决吃、住问题的呢？张文奇说：

北京市一下子要来这么多人，真的有点招架不了。这么多的人一起开会，不要说北京市，就是中央也没有经验。准备的时间又非常短，也就是一个月的样子，真是紧张的不得了。你就说宾馆吧，哪有那么多的服务员呢？像友谊宾馆一下子要安排1600多人住宿，服务员缺很多呀！怎么办呢？从上海借了181人，在北京市内借了128人，然后再培训上岗，一时忙得不亦乐乎！

因为会议人数多，安排的驻地就有11个地点：北京饭店、前门饭店、北纬路旅馆、民族饭店、友谊宾馆、西颐宾馆、西苑大旅社（今西苑饭店）、虎坊公寓（主要住的是工作人员）；还有军队系统代表住的宾馆：三座门招待所、西直门总政招待所、翠微路招待所。大小会场282个，由于各中央局、各省委、各地委开会，都要有会场，像中央局开会，还需要有能容纳近千人的大会场。有的饭店有大礼堂，有的没有，没有的还要另外找会场。所有这些地方都要安排好，都要提前进行安全检查。

当时的北京远没有现在这样繁华而便捷，甚至还没有从“三年困难时期”的阴影里走出来，但人们对党、对社会主义、对自己的领袖充满信任和热爱，他们以冲天的干劲和热情从事着在今天看来难以想像的艰巨而又辛劳的工作。虽然他们不是叱咤风云的人物，但历史应该记住他们。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