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南事变前后的新四军和“最后一封电报”（下）

文/张东生

1939年冬，（左起）新四军机要科长童世杰同军部首批女机要员周临冰、施奇、毛维青、汪企求于“叶挺桥”合影（叶挺摄）

1941年1月4日，新四军皖南部队开始行动。军部三科迅速调整了无线通信，将作战系列组成的网络调整为各纵队组成的网络。北移部队为三路纵队：左路由老1团、新1团组成第1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傅秋涛，纵队电台以原新编1支队电台配置；中路由第3团、新3团组成第2纵队，司令员周桂生，政治委员黄火星，纵队电台以原新编2支队电台配置；右路由第5团、特务团组成第3纵队，司令员张正坤，政治委员胡荣，纵队电台以原新编3支队电台配置。

军部三科科长胡立教亲自带队。为加强和延安党中央的无线电联络，副科长兼无线电大队长曹丹辉兼任军部一台队长，联络对象为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原局及华中总指挥部。二台队长罗兴英，联络国民党三战区及其下属单位。三台为对下指挥网，队长袁德钧，联络各纵队及各团电台，各团电台也可插入3台相互联络。

机要科一直随军长和司令部行动。机要科科长杨保生，1931年参加红军，长期担任译电员、机要员。到新四军前在八路军总司令部机要科工作。从新四军军部序列上看，杨是1940年12月到1941年1月15日期间担任的新四军司令部秘书处（处长李一氓兼）机要科科长，这一小段时间正是皖南事变爆发之时。杨是党的七大代表，1941年担任了江苏省盐东县大队政治处主任，1945年4月到6月作为华中代表团成员出席了中共七大。抗战胜利后到东北，1947年3月任东北民主联军西满军区独立师2团政委，6月在攻打四平中牺牲。据载：司令部其时并无机要科科长，是由秘书科科长童世杰（原机要科科长）主持机要科工作。

机要科邱静回忆：“我是1938年春天到新四军教导队青年队学习的，那时我的年龄还很小，才13岁。一年后，我被分配到军部机要科当机要员，和项英同住云岭罗里村一座‘大夫第’的楼房。李一氓正是主管此项工作的负责人。机要科下设三个组：一组负责与延安党中央通报；二组与中原局和所属各支队通报；三组负责与国民党的第三战区及新四军驻上饶办事处通报。参军前我读过初中二年级，算是位小知识分子，还学过英语，所以，李一氓派我到第三组工作并参与全军使用的密码的编制。经我翻译的或是帮助其他组翻译的电文稿，一般都要由叶挺、项英、周子昆和李一氓亲笔签名。

“1月9日，叶军长亲自率部在高坦与顽军激战了一整天，虽然打退了敌人的进攻，但被敌军阻于茂林一线。军中的气氛异常紧张、不安，战士们对前景很担心。在高坦的徐家祠堂，叶军长鼓励大家提高士气，坚决突围。

“就在这时候，叶挺发现项英、袁国平、周子昆等人不见了，不免有些紧张。他在同东南局副书记饶漱石商量了一番后，指示我们立即向党中央和中原局发报，报告：项英等‘率小部武装上呈而去，行方不明’。不久即得到刘少奇的回电，我们迅速译了出来，大意是军事上由叶挺负责，政治上由饶漱石负责，全军听从叶军长的指挥。随后，党中央也来电作了相同的指示。我们机要科的人员，经过几昼夜艰难的行军战斗，伤的伤、掉队的掉队、被俘的被俘，剩下来的只有3个人，我是其中之一，成为译电工作的主力。

“10日到13日，部队一直固守石井坑。叶挺电告党中央：顾已下‘生擒我等命令’。13日，战况危急。叶军长频繁与延安、中原局通电。黄昏时分，战斗逼近指挥所。面对这千钧一发的危急险情，叶挺决定向石井坑后山分散突围。李一氓交给我一份发给延安的电报，由叶挺署名，大意是：‘敌已攻下山来，弹尽粮绝，再难坚守，我等决定分散突围。’另外还给刘少奇、陈毅发了一份电报，是告别电，也是军部的最后一份电文，说的是：‘情况万分紧急，密码已经销毁，请党放心’。我和周中昭（军部机要员）以最快的速度译好电稿拍发出去。

“然后，李一氓命我们将所剩密码全部点火烧干净，又着令将电台砸毁，带领我们从指挥所后院撤退。”

斯简书称：10日起，形势骤紧，军部电台人员为安全起见，砸坏了4部电台，只留了军部一台的电台，联络文件和密码全部销毁。将联络文件和密码强记在脑中，以保证和党中央的联系。13日，军部三科由曹丹辉率领随叶军长突围，当晚到达大康王附近，但出口处又被顽军108师火力封锁，后又突入我队伍，军部机关即被冲乱。军部一台以通信台密向华中总指挥部电台发出最后一份电报：“情况紧急，密码已烧掉，请党放心，东进！东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

季宇文称：13日夜间，各部吹响了开饭号（突围的命令）。军部向中央发出了最后一份电报，便烧掉密码，砸毁电台。有的电报员在砸掉电台前，抱定一死之决心，用明码发出了最后的告别：“再见了，战友！”

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机要译电员王琦回忆：“皖南事变爆发，形势非常紧张，刘少奇、陈毅、粟裕、黄克诚、刘炎等领导多次来机要科看军部的电报。1月13日，这是皖南事变的第7天，总部电台和军部电台仍有联系，但没有电报发过来。大家都在急切地盼望着军部发来的讯息。

“电台大队突然收到一份皖南军部电台盲发的电报。电文送到机要科值班机要员，但看不懂，科长薛丹浩要我们快点翻译，首长已经等急了。这是一份奇怪的电报，我拿着它翻来覆去找不到密钥。常言道，一把钥匙开一把锁，没有密钥，不知道使用什么密码，电报是翻译不出来的。开始，我怀疑是电台错收了别人的电报。后来，我突然预感到可能是不好的兆头。是不是对方使用了脑记密码？脑记密码只有在非常紧急的情况下，密码焚烧之后才能使用呀！

“这时，刘少奇再次亲临机要科，问是什么样的奇怪电报，快点译出来看嘛！我正在按照脑记密码的制作方法，刚刚把脑记密码托出来。对照之后，我不敢想象的事情终于发生了。电报的内容是：情况万分紧急，密码已经烧掉，请党放心。另一句是‘东进！东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的悲壮誓言。这是皖南军部发来的最后一份电报，也是一份庄严的告别电报。

“这份电报译出后，机要科的空气顿时感到紧张、沉闷起来，我们都默默地流下了眼泪。大家不安地注视着少奇同志，只见他神色严肃、沉重，但又非常冷静、沉着。敌人的飞机仍然在反复地狂轰滥炸，当少奇同志刚刚步出文庙的大门，有两颗炸弹就落在文庙的院子里。”

长兄张晓平曾撰文回忆：“父亲经常会讲起皖南事变，这是一个令人难忘的痛苦经历。父亲在江北指挥部机要科做机要员时，发生了重创新四军军部的皖南事变。他记下了当时的紧张情况：1941年1月，皖南事变爆发。在此之前，延安多次电报要军部东进或者北移，由于对国民党缺乏高度的警惕，行动迟缓，军部经皖南茂林时，突遭国民党上官云相所部进攻。”

“第一天（7日）接到电报说战斗形势很好；第二、三天的电报说伤亡很重，伤员无法转移；第四、五天的电报说全部被敌包围，粮弹缺乏；第七天（13日）电报仅几个字：‘粮尽弹绝’，这似乎是突然中断，此后再无军部的音讯。这是江北指挥部收到的最后的一封电报了。七天时间里，江北指挥部的领导张云逸、邓子恢日夜守在机要科，根据电讯，断定皖南军部北移部队‘全部覆灭’，教训是很沉痛的。军部个别领导右倾思想，估计国民党在国共合作中不敢消灭我们。后来从少数突围过来的人中才知道战斗的详细经过，痛惜晚矣！”

从各部人员的电报接发和译电时间看，13日的电报应为最后一封电报，虽然文字多少有不同，或者发送方式有不同，但基本意思是相同的。况在战时，又是回忆，能有这些资料已是很幸运了。

据记载，皖南事变中新四军9000余人，成功突围约2000人，3000多人牺牲，4000多人被俘。军部机要科4名女机要员周临冰、施奇、毛维青、汪企求，原本均被安排在先行转移名单中，但她们坚决要求随大部队行动。4人随军直属机关单独编队，出发不久，天黑下雨，向导迷失方向，把她们带到了一条绝路。科长童世杰命令她们把密码分散埋进水沟里，翻过山头抄近路，终于赶上了队伍。4名女机要员一直跟随在军首长身边，与党中央时刻保持着电讯联系。在分散突围时，4人中只有周临冰一人突围成功，毛维青被捕后逃出。机要科江北组组长施奇、汪企求被俘，英勇牺牲。

新四军军部作战参谋叶超（作战科副科长，1月10日在石井坑任命）回忆：“皖南事变后，经过无数的艰难险阻和曲折变化，2月15日上午，我和胡立教（通信科长）、扬帆（侦察科副科长，1月10日在石井坑任命；原军法处地方科科长）到达苏北东台新四军一师师部（新军部将领已于1月23日发表就职通电），见到了陈毅代军长和粟裕师长。当天下午，我们三人向陈、粟首长汇报了皖南事变经过的详细情况。他们要我们休息一晚。

“16日将近黄昏的时候，我们到了盐城。赖传珠参谋长派人要我和胡立教立即到军部去向刘少奇政委汇报。这天晚上，我们汇报得很详细，少奇同志也问得很具体。刘少奇谈了皖南事变的教训。他说，在皖南的弹丸之地守株待兔，守了三年，没有守到兔子，结果守来了一个老虎。最后他说，你们两人是皖南突围到达新军部的第一批同志，也是最清楚情况的同志，中央很需要这方面的材料。我们遵照少奇同志的指示，代中原局起草一个电报，把皖南事变经过的详细情况报告了中央。这份报告，现在已经成为历史档案了。”

1941年1月25日，新四军在盐城重建军部，代理军长陈毅，政委刘少奇，副军长张云逸，参谋长赖传珠，政治部主任邓子恢。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改为新四军新军部。新军部将长江南北的新四军和陇海铁路以南的八路军，统一整编为7个师1个独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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