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西洋月刊》丨看不进去书的精英大学生

The Elite College Students Who Can’t Read Books

在大学读一本书，最好先在高中读过一本书。

作者：罗斯·霍罗维茨

插图：Masha Krasnova-Shabaeva

自1998年以来，尼古拉斯·达姆斯一直在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文学人文课程——这门该校的必修经典名著课。他热爱这份工作，但工作内容却发生了变化。过去十年间，学生们面对繁重的阅读任务感到不堪重负。当然，大学生们向来不会读完所有指定书目，但如今这种状况似乎大不相同。达姆斯的学生们如今一想到一个学期要读完好几本书就显得茫然无措。他的同事们也注意到了同样的问题：许多学生甚至在进入大学——即便是那些竞争激烈、顶尖的名校——时，都未做好阅读书籍的准备。

这一进展让达姆斯感到困惑，直到2022年秋季学期的一天，一位大一学生来到他的办公时间，向他倾诉自己在完成早期作业时遇到的重重困难。文学人文课程通常要求学生在短短一两周内读完一本书——有时还是一本篇幅很长、内容艰深的书。但这位学生告诉达姆斯，在她就读的公立高中，从未有过要求完整阅读整本书的经历。她曾被布置过节选、诗歌和新闻文章，却从未被要求从头到尾读完一本完整的书。

“我惊得下巴都快掉下来了，”达姆斯告诉我。这个小故事很好地解释了他所观察到的学生们的变化：并不是他们不想读书，而是他们根本不知道该怎么读。中学和高中已经不再要求他们这么做啦。

1979年，颇具影响力的识字研究学者玛莎·麦克斯韦尔写道：“每一代人总会在某个时刻发现，学生们的阅读水平远不如他们所期望的，也达不到教授们的预期。”研究小说史的达姆斯承认，这种抱怨由来已久。“我内心的一部分总是倾向于对‘这其实是个新问题’这一说法持怀疑态度，”他说。

乔治城大学英语系主任丹尼尔·肖尔告诉我，他的学生们连一首十四行诗都难以集中注意力。

然而，“我认为我们正注意到一种现象，而我也不愿对此视而不见。” 二十年前，达姆斯教授的课堂上，学生们每周都能轻松地展开关于《傲慢与偏见》和《罪与罚》的深入讨论。如今，他的学生们却直言不讳地告诉他，阅读任务量大得令人难以承受。问题不仅在于节奏之快，更在于他们难以在关注整体情节的同时，还顾及那些细微的细节。

目前尚无关于这一趋势的全面数据，但在我所采访的33位教授中，多数人都表达了类似的看法。许多教授曾在院系会议上以及与同行教师的交流中讨论过这一变化。普林斯顿大学的历史学家安东尼·格拉夫顿表示，如今他的学生们带着更狭窄的词汇量和更浅薄的语言理解能力来到校园。他指出：“总有一些学生能够‘深刻而轻松地阅读，且文笔优美’，但这类学生如今已愈发少见。”弗吉尼亚大学的中国文学教授杰克·陈发现，当学生们面对自己不理解的概念时，往往会“彻底放弃”；他们现在比以往更难坚持读完一篇颇具挑战性的文本。乔治城大学英语系主任丹尼尔·肖尔则告诉我，他的学生们甚至连一首十四行诗都难以保持专注。

无法完成一首14行的诗歌而不分心，这似乎为阅读能力下降提供了一个常见的解释：智能手机。青少年时刻受到电子设备的诱惑，这妨碍了他们为大学课程的严格要求做好准备——等他们真正进入大学，各种分心因素依然层出不穷。“人们对值得关注的事物的期待已经发生了变化，”弗吉尼亚大学的心理学家丹尼尔·威灵汉告诉我，“感到无聊反而变得不自然了。” 即便只是为了娱乐而读书，也难以与TikTok、Instagram和YouTube相抗衡。1976年，约有40%的高中毕业生表示，他们在过去一年中至少读过六本课外书；而未读过任何一本书的学生比例仅为11.5%。到了2022年，这两个比例却完全颠倒了过来。

但中学生和高中生在课堂上接触到的书籍似乎也越来越少了。二十多年来，诸如“不让一个孩子掉队”和“共同核心标准”等新教育举措一直强调信息性文本和标准化考试。许多学校的教师逐渐从整本书阅读转向短小的信息性段落，随后围绕作者的主旨展开提问——这种教学模式正是对标准化阅读理解测试题型的模仿。斯坦福大学教育学教授安特罗·加西亚即将结束其担任全美英语教师委员会副主席的任期，此前他曾在洛杉矶的一所公立学校任教。他告诉我，这些新指南本意是帮助学生形成清晰的论证能力并学会整合各类文本。然而，“在这样做的过程中，我们却牺牲了年轻人整体上应对长篇文本的能力。”

在波士顿和纽约的学校工作近二十年的教师兼行政人员迈克·斯科尔卡告诉我，如今各年级都用节选取代了整本书。“根本不存在什么考试技巧能与阅读整部作品挂钩……你真能坐下来好好读一读托尔斯泰的作品吗？” 他问道。而如果一项技能难以量化考核，那么教师和学区领导也就缺乏动力去教授它。识字教育专家卡萝尔·贾戈常年奔波全国各地，帮助教师设计课程。她表示，许多教师告诉她，他们已经不再讲授那些曾备受推崇的小说，比如《我的安东妮亚》和《远大前程》。疫情打乱了教学大纲，迫使课程转为线上进行，这一变化更是加速了从教授整部作品向节选教学的转变。

在近期由EdWeek研究中心对约300名三至八年级教师进行的一项调查中，仅有17%的教师表示他们主要教授整本著作。另有49%的教师则将整本著作与文集及节选相结合使用。然而，近四分之一的受访者表示，书籍已不再是其课程的核心内容。伊利诺伊州一位公立高中教师告诉我，她过去常常以书籍为核心来设计课程，但现在则更注重培养学生的各项技能，比如如何做出明智的决策。在一次关于领导力的单元教学中，学生们阅读了荷马《奥德赛》的部分章节，并辅以音乐、文章以及TED演讲等内容。（她向我保证，她的学生每学期至少会读完两本完整著作。）亚特兰大的一名大学先修课程英语文学教师则告诉我，过去他们每年要读14本书，如今这一数字已降至六七本。

“我可不能说：‘好吧，接下来三周，我希望你读读《伊利亚特》’，因为他们根本不会去读。”

私立学校培养了不成比例的精英大学生，但似乎在改变阅读整部著作的习惯方面步伐较慢——这导致了达姆斯所描述的、新生入学时令人不安的阅读技能差距。不过，私立学校也并非完全不受这一趋势的影响。五年前我毕业的那所预备学校，我高三时选修了一门简·奥斯汀课程。当时，我只读了一本奥斯汀的小说。

达姆斯和其他教授所关注的问题，与社区学院和非择优大学面临的问题截然不同。在那些学校里，一些学生入学时就存在读写能力和理解能力的缺陷，这可能导致他们无法顺利完成大学课程。像哥伦比亚这样的精英院校中成绩优异的学生，能够读懂单词和句子，但却难以集中注意力或激发足够的学习热情，从而深入研读篇幅较长、内容深刻的文本。

面对这一困境，许多大学教授感到别无选择，只能减少阅读量并降低期望值。自1997年以来一直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文学的维多利亚·卡恩过去每周布置200页的阅读任务，如今她布置的阅读量却不到原来的一半。“我不会要求学生读完整部《伊利亚特》。我只布置《伊利亚特》中的某些章节。我希望他们当中有些人能读完整部作品，”卡恩告诉我，“我没法跟他们说：‘好啦，接下来三周，我指望你们把《伊利亚特》读完。’因为他们根本不会这么做。”

哥伦比亚大学资深美国研究教授安德鲁·德尔班科如今不再讲授文学概论课，而是开设了一门关于美国散文短篇作品的研讨课。过去，梅尔维尔专题会涵盖《白鲸》；如今，他的学生们只能研读《比利·巴德》《贝尼托·塞雷诺》和《抄写员巴特尔比》。德尔班科告诉我，这种转变也带来了一些好处——短篇作品能让学生有更多时间专注于“语言的精妙与微妙之处”。他已坦然接受了这一变化。“人总得顺应时代潮流，”他说。

负责制定文学人文课程大纲的哥伦比亚大学教师们决定精简本学年的阅读书单。（近年来，尽管学生们苦于阅读大量新书——尤其是那些由非白人作家创作的新书——阅读书单却一直在增加。）与德尔班科一样，一些人也认为少教几本书反而有好处。即便是准备最充分的学生，多年来也可能一直对部分文学人文作业采取略读的方式。该项目负责人约瑟夫·豪利表示，他更希望学生能错过一些经典作品——比如《罪与罚》目前已从书单中移除——但能更加深入地研读剩下的文本。更重要的是，这一调整将为教授们腾出更多时间，以便向学生传授他们所期望的阅读方法。

但尚不清楚，教师是否能通过精简课程大纲来培养学生的阅读兴趣。我采访的一些专家认为，图书阅读量的下降更多是源于价值观的转变，而非技能的缺失。他们指出，学生依然具备阅读能力——只是他们选择不读了而已。如今，学生们比以往更加关注自己的就业前景。每年，他们都会告诉霍利，尽管他们很喜欢在“文学与人文”课程中学到的东西，但他们还是打算转而攻读一门对职业更有帮助的专业。

导致人文科学专业入学人数下降的那些因素，或许也会促使学生在他们所选修的课程中花更少的时间阅读。2023年对哈佛大学高年级学生的调查显示，他们花在工作和课外活动上的时间几乎与花在学业上的时间一样多。此外，由于多年来成绩普遍被抬高（在最近的一份报告中，哈佛大学79%的成绩都位于A档），大学生们甚至无需完成所有指定作业也能顺利过关。

无论是因萎缩还是冷漠，一代又一代的学生正在阅读的书籍越来越少。随着年龄增长，他们或许会读得更多——事实上，年长者正是最热衷阅读的人群——但相关数据并不令人乐观。美国时间使用调查显示，过去二十年间，以阅读为乐的群体总体规模已呈缩减趋势。几位教授告诉我，他们的学生把阅读书籍视作类似于听黑胶唱片——这种活动或许仍有一些小众文化圈在追捧，但总体而言，它更多已成为过往时代的遗物。

出版业的经济生存离不开一群愿意且能够花时间阅读长篇作品的读者。但正如文学杂志的读者所深知的那样，关乎的绝不仅仅是一个历史悠久的行业。书籍能够培养一种精妙的同理心，将读者带入数百年前某个人的内心世界，或是带入一位生活于与读者截然不同背景中的人的内心。伯克利大学教授卡恩表示：“当今许多关于同理心的观念都建立在认同和身份政治之上。然而，阅读远比这些复杂得多，它能拓宽你的同情心。”

然而，要获得这些益处，就必须跟随角色一路走来；仅阅读五页甚至三十页的节选是无法达到同样效果的。根据神经科学家玛丽安·沃尔夫的观点，所谓“深度阅读”——即全神贯注地沉浸于文本之中——能激发一系列宝贵的思维习惯，包括批判性思考与自我反思，而快速浏览或断断续续地阅读则无法做到这一点。

我与多位教授交谈时，他们反复描绘出年轻人阅读习惯的严峻图景。（历史学家艾德里安·约翰斯是少数持不同意见者之一，但他也承认：“我的经历或许有些特殊，因为芝加哥大学堪称是最后一批仍坚持读书的人们的堡垒。”）多年来，达姆斯一直询问大一新生们最喜爱的书籍。过去，他们常提到《呼啸山庄》和《简·爱》等经典名著。而如今，他指出，几乎一半的学生都提到了青少年文学作品。其中，瑞克·里奥丹的“波西·杰克逊”系列似乎尤其受到青睐。

我能想象出比这更糟糕的准备方式来迎接文学课的考验与刺激。赖尔登的这套系列作品虽然充斥着浮华的动作场面，有时甚至流于幼稚的幽默，却巧妙地进行了一种与西方经典同样古老的文学尝试：为那些脾气暴躁的神祇和身陷困境的英雄们编织全新的冒险故事。当然，也正因如此，尽管历经千百年的重新诠释，我们始终未曾忘却这些最初的原作。要真正理解人类的处境，领略人类最伟大的成就，你依然需要读一读《伊利亚特》——整部作品，毫无遗漏。

本文以“The Elite College Students Who Can’t Read Books.” 为题，刊登于《大西洋月刊》2024年11月印刷版。

作者：Rose Horowitch是《大西洋月刊》的专职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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