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已愁到死，既死愁不休！状元实业家张謇身后多凄凉？在困境中心力憔悴而死，陪葬品令人唏嘘

1966年8月24日，南通啬园，张謇墓被砸毁，孙女张柔武在场。她亲眼见证，墓中并无金银珠玉，陪葬品寒酸得令人吃惊：一顶礼帽、一副眼镜、一把折扇，还有一对金属小盒子，分别装着一粒牙齿，一束胎发。

整整四十年前的同一个日子，1926年8月24日中午十二时三刻，这位清末状元、大生纱厂的创办人、曾被誉为"中国轻工业第一人"的张謇，在南通濠南别业的病榻上咽下了最后一口气，终年七十三岁。

一个人生前缔造了数十家企业、三百多所学校，身后只留得这几件旧物，这实在是一个令人唏嘘的历史景象。

张謇死的时候，他的商业帝国已经崩塌了整整一年。

1925年7月，大生资本集团终因资不抵债，由上海方面的中国、交通、金城、上海四家银行和永丰、永聚钱庄组成债权人团，全部接管了大生各厂。

张謇虽保留了董事长名义，但实权已落入江浙财团代理人之手。

到1925年，仅大生一厂的债务就高达九百零六点九万两，约占资本总额的百分之二百五十八点六。

更让张謇心寒的是，在这个过程中，北洋政府没有提供任何有价值的帮助。同一时期，日本也发生过一次经济恐慌，但日本政府采取了大规模紧急救济措施，为各行业提供贷款援助，日本企业得以很快摆脱困境，随后在竞争中迅速拖垮了大生，但我们的一个状元实业家，在国家层面连个像样的援手都等不到。

晚年的张謇从云端直接摔进了泥里，自企业亏损之后，流言四起，每次开股东会他都不得不面对股东的当面指责，好几次会议不欢而散。

古稀之年的张謇在1925年《大生纱厂股东会宣言书》中沉痛回顾：一厂二十七年，赢利兼正、余二者凡九百九十六万四千六百余两；二厂十六年，赢利兼正、余二者凡三百五十一万七千一百余两，合共一千三百四十八万一千七百余两。

他给股东算账，不是乞怜，是认账。他还给自己在狼山之畔选好了墓地，自拟对联："即此粗完一生事，会须身伴五山灵"，墓上不铭不志，只刻"南通张先生之墓阙"，没有头衔，没有装饰。

他对儿子张孝若说过："我是穷人来，还是穷人去。"

但张謇就是这种人：企业已经不属于他了，该做的事他还是要做完。1926年的夏天，南通气温之高创军山气象台有气象纪录十年之最，几乎每天都在三十五摄氏度上下，七月底八月初最高达到三十八度至三十九度。

八月一日，年已七十三岁的张謇，已感身体不适，早上六时仍去往姚港勘查主汛期水利，回来之后竟一病不起。

八月七日，病势渐重，才开始请医生诊治。

儿子张孝若连夜赶到上海，请来德国医生，会同南通中医一起诊治。

经过半个多月的医治和调养，虽有好转，但终不见痊愈。八月二十一日以后，病情更加危急。

八月二十三日晚，张謇病情急转直下，牙关紧闭，知觉全失，打强心针无效。

第二天上午，各方面有关人士都聚集到濠南，张詧扶杖含泪而至，当众宣称："人生必有一死，张先生一生光明磊落，直来直去，我站在兄长立场，天不忍见其临终吃苦，如果大数已到，应该让其安详而逝，何必再一针一针地吊住他。"令医生迅速离开，然后移步至病榻旁，俯身耳语说："汝来有所自，去有所归，看来时机已到，要把定神志，好好的归去吧。"张謇微微含首，这位苦熬苦斗了七十四年的老人，终于闭上了眼睛。

他在临终之际没有任何言语，事先也没有留下任何遗嘱。

张謇去世的消息传出，南通城万人空巷。

八月二十五日大殓之日，从南通县各地暨外地赶来吊唁者不下三千人，江苏省省长陈陶遗特嘱儿子陈定留通送殓，濠南马路一带汽车往来如织，包车衔接而行，尤形拥挤。通崇海泰总商会通告全县各商店工厂一律停业半日，各学校停课三日，各法团机关一律停止集会，下半旗三天志哀。

吊客中韩国遗老金沧江，受张謇荫惠尤多，痛念故人谢世，号哭极为凄惨。

大殓时丧鼓冬冬，哀乐洋洋，鸣礼炮二十一响，其声颇巨，闻者不禁肃然起敬。

张謇入殓时所穿内衣，是大生纱厂专门送来的自己生产的南通大布。张孝若遵照父意，讣文上不用一切衔名，神主也是他自己题的。

胡适在给张孝若撰写的《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序言中，留下了一段后来流传极广的评价："张謇在近代中国史上是一个很伟大的失败的英雄。他独力开辟了无数新路，做了三十年的开路先锋，养活了几百万人，造福于一方，而影响及于全国。终于因为他开辟的路子太多，担负的事业过于伟大，他不能不抱着许多未完成的志愿而死。"

张孝若看后深表同意，回信说："这话确当得很，就是我父本人也承认的。因为他生平志事没实现的，何止百分之八九十。"

这个评价之所以深刻，在于它点破了张謇之死的真正内幕：他不是被某个具体的敌人杀死的，他是被自己的摊子累死的。1922年，棉纺织业爆发全面危机，大生一厂亏损三十九万余两，二厂亏损三十一万余两，关联企业拖欠大生钱款达四百七十三万两。

大生企业承担了过多超越自身能力的社会职责，南通各项社会公益事业几乎都要靠大生纱厂的资金支撑。张謇（含其弟兄）投入慈善公益事业的资金高达三百万元，约占大生一厂二十三年纯利的百分之二十五。

对于因兴办慈善事业致使企业资金不足的外界指责，张謇自己也不讳言："致厂支绌之一，亦诚然。"

更致命的是管理混乱，集团内各实业公司事无巨细都要向他请示，而他的大部分精力又在企业之外，对经营实情并不完全了解，弊端丛生，一旦发作便无药可救。

一战期间，有一年年终结账，大生付给股东的息金竟高达百分之五十，张謇的友人刘厚生看到消息觉得"骇人听闻"，写信忠告："欧美各国股息最多不过百分之三，上海、无锡各纱厂股息也没有超过百分之十的，此实在正当办法。你们通州人一定以多付股息为光荣，而不知其违反经济学说之原则，风险非常大。"

但这些忠告并未引起张謇足够注意。

但如果我们只看到一个"失败"的企业家，那就看轻了张謇。

毛泽东说过："讲到轻工业，不能忘记张謇。"

这个评价很客观。张謇的失败，不是个人的无能，而是一个时代的无解。在军阀割据、列强环伺、政府毫无作为的1920年代，一个民营企业家想把实业、教育、慈善、地方自治全扛在肩上，本身就超出了任何个人的承受极限。1925年，他在《为实业致钱新之函》中感叹："不幸而生中国，不幸而生今之时代。"

即便在这样的绝境中，张謇仍然停不下来。去世前一个月，因为教育界的沙田纠纷案，他还拿出九千元帮男女师范及幼稚园置沙田基产。

张謇生前常说："下走之为世牛马，终岁无停脏。私以为今日之人，当以劳死，不当以逸生。"

他知道自己是在透支生命，但他停不下来，不是不能，而是不愿。

张謇去世后，灵柩出殡本应在"五七"的九月二十八日举行，嗣以治丧事务繁杂，孝若公子骤遭大故，哀伤之余，意绪荒莽，遂改期十一月一日。

出殡那天，张孝若记述："那天清晨，天气异常晴爽，朝阳渐升，光芒四射，蔚蓝的天穹，明净到一片云都没有，霜露凝盖在树上，愈觉澈亮，寒肃之气，侵人肌骨，好像天空有意给我父一个光明而又冷峻的结局。"

四十年后，他的墓被砸毁，陪葬品散落一地。那粒牙齿和一束胎发，是他留给这个世界最后的、也是最私人的东西。

一个把全部公共生命都献出去的人，死后连骨头和头发都要用盒子装起来埋掉，这种近乎执拗的简朴，比任何墓志铭都更能说明他是谁。

张謇晚年写过一首诗："生已愁到死，既死愁不休。"

这十个字，胜过千言万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