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中国为啥没能收回香港？中英谈判交锋情况，一文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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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42年，中国掀起了一个废除不平等条约的热潮。九龙及香港问题自然是人们非常关注的热点之一。社会各界纷纷要求收回香港。事实上，还在中英之间进入正式的新约谈判之前，中国政府便已向英方提出了香港问题。

1942年7月15日，中国外交次长傅秉常在会见英国大使馆官员时，就曾提出过收回香港的要求。

1、九龙问题的谈判

10月10日，英国同意与中国进行新约谈判的消息宣布之后，英国政府一再表示香港问题不在此次谈判的议程之中。10月14日，当英国下院议员质询英外交部在新约谈判中是否准备归还香港时，外交部政务次官劳坚定地表示：“不还。我们提出的废约谈判只是废除治外法权。"

英方在10月底提交的谈判草案，也闭口不谈香港问题。

劳在议会的10月14日讲话传到中国后，引起中国舆论的一片反对之声，人们纷纷谴责英国在当今的时代还顽固地坚持着帝国主义的旧思想和旧方式。于是，在中国政府提出的对案中，加进了归还九龙租借地(新界)的内容。中国要求“英方在九龙租借地之行政与管理权，连同其官有资产与官有债务，应移交中华民国政府”。

从彻底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角度来观察，香港当在收回之列。因为中国在鸦片战争战败后，被迫签订了《南京条约》。这是一个标准的不平等条约，香港正是根据这一条约而割让的。国民政府大概是考虑到英国的态度，谈判已割让领土一定非常困难，因而选择了一个他们认为相对比较容易的新界入手。因为这是一块租借地，即使根据不平等条约，主权仍属中国。此次谈判的内容包括归还租界的内容，因此把九龙租借地列入谈判范围理所当然。

从另一个角度说，由于新界占了整个香港地区面积的90%以上，且其他地区对新界有着较大的依赖性，收回新界之后，香港的其他地区便很难独立存在下去。到时，再收回整个香港不是没有可能。

虽然中国只是有节制地提出了九龙租借地的问题，但英国外交部并不想在这一问题上作任何妥协。英国驻华大使薛穆起初以积极的态度来看待中国对于新界的要求。他在给英国外交部的报告中指出，中国人认为，“租借地和租界一样，都属于有损中国主权的不平等条约的范围”。他们现在提出了这一要求，就不大可能放弃。薛穆认为，中方只提出新界，而未提香港岛和九龙半岛，这实际上是默认它们为英国领土。这一点对英国是有价值的。因此，可以考虑接受中方的要求。

但英国外交部并不这么想。远东司司长克拉克在11月20日的备忘录中援引了香港总督在1931年的这样一段话来证明他的观点：“不但是九龙，而且新界的大部分地区(如果不是全部的话)对香港在经济上和战略上都是必不可少的。”克拉克认为：“我们必须坚决抵制中国的这一建议。毫无疑问，中国的计划是要把我们一步一步地挤出香港。”

克拉克还表示，即使美国支持中国收回香港，英国也绝不能屈服于美国的压力。11月22日，英国外交部在致薛穆电中明确地表示，中英之间要讨论的条约与包括新界在内的香港任何部分都毫无关系。英国拒绝讨论九龙租借地遭到中国政府的坚决反对。外交部次长吴国桢对此力加驳斥。

他指出，香港和九龙问题都是由不平等条约引起的问题，既然要谈判废约，当然要涉及九龙。不解决九龙问题，不平等条约的废除就不完全，中国政府也无法向人民交待。宋子文在每次谈判中也都重申要收回九龙的要求，并把它作为中国签约的先决条件。

面对中国的强硬要求，英国外交部也采取了强硬的对策，决定坚决抵制中国的要求，即使谈判破裂也在所不惜。11月30日，英国内阁会议批准了外交部的这一方针。12月5日，艾登指示薛穆向中方表明，新界不在目前条约谈判的范围之内，但在战后盟国合作重建远东时，英国会与中国政府讨论"在现行租期内新界的未来地位"。薛穆在致艾登电中对“在现行租期内”这一提法提出疑问，认为中方考虑的是宣布废止旧约收回九龙，而不会接受有关租期的提法。

在接到艾登的回复之前，薛穆于12月14的谈判中仍然采取既定的方针，表示英国政府认为新界不在目前的谈判范围之内。对此，宋子文坚决地表示，如果收复九龙租借地不包括在条约之中，他宁可不签订条约。

在这种僵持不下的情况下，12月14日晚，时任教育部常务次长并兼任中英文化协会秘书长的杭立武受宋子文之托造访英国大使馆。杭立武颇得蒋介石信任，他早年留学英国并获博士学位，与英国方面也有很好的关系。因此，他常常充任蒋介石与英国大使馆之间的联络官的角色。

杭立武以个人身份提出一项将九龙问题暂行搁置留待以后解决的建议：即双方以换文同意，承认九龙租借地与目前谈判无关，但将在今后适当时候讨论九龙租借地问题。他希望知道英方对此将采取什么态度。薛穆随即把杭立武的这一建议报告了英国外交部。

由于杭立武的这一建议并没有要求英方承担任何明确的义务，它只是承诺在未来进行有关九龙租借地的讨论，但对讨论中英持何种政策并没有约束。艾登认为是可以接受的。

在12月21日的内阁会议上，丘吉尔再次表示应继续坚持此前的方针，“现在不可能考虑领土调整问题，必须把它留到战后的和平会议上加以讨论”。艾登遂于12月23,24日两次指示薛穆，新界问题不在此次谈判范围之内，但英国可在战后考虑租借地的期限问题。中英双方可通过换文表示将这一问题留待战后讨论的意向。

2、中英双方的较劲

所谓考虑租界地的期限，实际上是表明英国在战后仍然据有这块租借地，只不过在租期上作出调整而已。因此，当12月25日上午薛穆提出这一办法时，当即遭到宋子文拒绝。宋子文指出，“租借地的期限的说法是不能接受的”。薛穆遂向艾登建议，如果中方最后同意留待战后再考虑，是否可将“租借地的期限”一语改作“租借地问题”。艾登接受了这一意见。

另一方面，虽然宋子文在25日的会谈中仍然表示了不收回九龙就不签约的强硬立场，但实际上他的决心已经开始动摇。当天下午，宋子文、吴国桢以及时任中国驻英大使的顾维钧等人，在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王宠惠的家中商讨对策。

王宠惠说，蒋介石对九龙租界地问题颇为坚持，如不能解决这一问题，中英谈判可能破裂。顾维钧发表了他的看法，认为英国人说战后解决领土调整问题是有诚意的。他分析道，如果现在条约谈判失败，英国很可能会发表一个声明，说他们是准备放弃治外法权和其他特权的，并已草拟了条约，但中方一再坚持归还九龙，并以此作为签署条约的先决条件。

英国并非不愿讨论这个问题，但九龙日前不在英国手中，因此建议战后再予讨论。这样的声明对中国会很不利。因为，英美舆论觉得首要之事是协同作战，而不是就现在还被敌人占领的领土进行争吵。

顾维钧提出了他认为“能使我们体面地退却而又不放弃原则”的方案，即虽然现在不要求立即解决九龙问题，但要英方作两点声明，一是有将九龙归还中国的意愿，二是随时准备为实现这一意愿而进行谈判。尽管顾维钧对英国香港政策的估计是错误的，但作为20年前便已名满天下的资深外交家，作为现任的驻英大使，顾维钧的一席话显然是有一定的说服力的。

一些人还考虑到，在今后对付苏联时，与英国的合作至关重要。中英谈判如果在目前破裂，肯定会使中英关系进一步冷下来。况且，英国一再显示出来的强硬态度，也使大家明白英国不可能再退让了。接受战后再讨论的提议，大概也就是不签约之外的唯一选择了。讨论的结果，是大家接受了顾维钧的看法，放弃立即收回九龙的要求，而提出一个替代方案，即要求英国声明归还新界的意愿，并承诺在战争结束后六个月之内开始谈判。他们将这一新的方案立即呈报对九龙问题一直持强硬态度的蒋介石。蒋介石批准了这一方案，但强调英方要声明它愿意归还九龙租借地。

在得到蒋介石的同意之后，顾维钧于12月27日会见了薛穆，表示中国政府不反对在新约之外解决租借地问题，也不反对待战后再进行各种实际安排，但英国现在必须明确声明，打算把租借地归还中国，如果英国连这样的妥协办法也不能接受，中国政府将不签订条约。根据以往与外交部的多次讨论，薛穆当然明白，英国外交部不可能同意作出这样的声明。于是，薛穆表示他对此事无能为力，并说他已尽力设法提出折中方案，如谈判破裂，不是英国的过错。

事情又一次陷入僵局。顾维钧认为英国不会再作什么让步了，他主张“即使暂时牺牲九龙，也要签署条约”。宋子文也持相同的看法。他建议顾维钧去劝说蒋介石。27日晚，顾维钧在面见蒋介石时说，他认为英国人是准备归还香港的，但现在正在打仗，形势十分危急，英国人非常焦虑，不想在战时讨论香港问题。建议缔结中英新约，是英国人表示的好意，如果因新界问题而使谈判搁浅，英方会认为中方“缺乏谅解，太不近情”。他认为新约是英国“送上门来的礼”，虽然中方认为礼物应当一次送来，但英国愿意分两次送。

顾维钧建议中国应当先收下这第一份礼，同时暗示在等着第二份礼。中国可以在签署新约的同时公开声明，希望英国战后归还香港。蒋介石接受了这一建议，但他要求再作一次努力，暂且不把中方的这一立场通知英方，而让宋子文第二天再向薛穆施加压力，表示新界问题解决后才能缔约。

12月28日上午，宋子文约见薛穆和台克满，实际上是最后再去碰一碰运气。他通报说，中国政府对英国建议的换文讨论过两次，他无法说服同事们接受战后再讨论九龙问题的解决办法。中国人民决心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希望目前的谈判能彻底解决问题。因此，除非英国政府作出愿意在战后归还九龙的表示，否则，中国政府不能与英国签约。宋子文并暗示目前局势的严重性，要求英国政府重新考虑在新界问题上的立场。薛穆感到事态严重。他向英国外交部报告说，如果英国不发表中方所要求的声明，中国真有可能拒签新约，那样，英国可能陷入窘境，中英两国正在改善的关系将出现严重倒退。

但英国政府毫无让步的打算。在同日的内阁会议上，艾登向内阁会议报告了此前中英之间的谈判情况，表示不能接受中国方面要英国作出战后承诺的要求。内阁会议同意这一立场。会后，艾登立即指示薛穆，可将前次英方提议中“租借地的期限”中的“期限”一词删掉，或改成“租借地问题”。他进而表示，除此之外，英国不准备再作任何让步，“我们不可能接受顾博士提出的解决办法，如果中国坚持，我们只好不签订条约”。

3、香港谁来收回？

12月30日，薛穆把英国政府的这一决定通知了宋子文。在谈判面临绝境的情况下，宋子文、王宠惠、顾维钧只得去劝说蒋介石作出让步。蒋提出了两种方案，一是拒绝签约，二是不提九龙问题，留待日后以军队去收复它。来访者都主张签约。宋子文说，中英目前的条约还是不错的，我们不妨把现在能得到的先拿到手。宋还指出，由于最惠国条款的关系，拒绝签署中英条约会在某种程度上使中美条约失效。而且中国一定要在现在解决九龙这一并非迫在眉睫的问题，也不会获得美国人的理解。顾维钧随后也提出了在签约后声明保留再议九龙问题的权利的办法。

31日，蒋介石终于同意在保留日后再议的条件下签署条约。蒋介石在当天的日记中表示了他对英不得不忍耐的无奈：“对英外交，颇费心神”，对于英国坚决不同意在新约内解决九龙问题，只得“暂忍之”，“待我签字以后，另用书面对彼说明：交还九龙问题暂作保留，以待将来继续谈判，为日后交涉之根据。”如果英国仍提出无理要求，拒签新约，则中国考虑单方面发表废除不平等条约声明，不承认英国在华享有的不平等特权，“一俟战后，用军事力量由日军手中收回，则彼虽狡狯，亦必无可如何，此乃为最后的手段”。

1943年1月11日，中英新约签订。同时，宋子文向薛穆提出一项照会，声明对九龙租借地问题“保留日后提出讨论之权”。十天后，薛穆复照称，业已将中方照会转达本国政府。然而，仅此而已。复照虽称已将中方声明转达，但英国政府并没有对这一照会作出任何回答。因此，英国政府并没有承担任何义务，它仍然可以在战后继续拒绝讨论九龙问题。

新约谈判中有关九龙的交涉，中方是失败了，但事情并没有结束。中国政府仍然表示要在战后解决这一问题。蒋介石于新约签订后数月发表的《中国之命运》一书，表示了中国要收回九龙乃至于整个香港的意愿。

蒋介石称，九龙问题未能在新约内解决是“美中不足的缺点”，但中方通过声明保留再议之权，"九龙问题仍可随时提出交涉”。蒋介石并提出，九龙与香港在地理上有相依恃的连带关系，因此，不能不同时加以解决。蒋表示相信，“英国政府不致为此弹丸之地而妨碍中英两国永久的友好之邦交，盖可断言”。对战后收回香港似乎倒持有乐观态度。

然而，中国的收回要求大抵还都停留在宣传上，并没有切实地去做战后收复香港的具体准备工作，甚至也没有拟订相应的计划。似乎战争一结束，英国人便会来与中国谈判九龙问题，会把九龙乖乖地移交给中国。

1943年11月底，中、美、英三国首脑在开罗会晤。这本是利用美国的支持压迫英国退让的一个机会。因为美国对英国在战后仍要维持其庞大的战前殖民体系的做法颇不以为然，倾向于让原在英国控制下的地区实现民族自决，建设一个自由贸易的新体系。

对于香港，罗斯福认为，英国不应再享有“帝国主义的特权”。因此，罗斯福在与蒋介石会谈时，曾提议战后由中国先行收回香港，然后宣布其为全世界的自由港。

然而，也许是深知英国人在香港问题上的强硬态度，国民政府在会前便已决定，如英国人不提香港问题，中方也不主动提出，“以留待日后解决为宜”。现在，罗斯福既然提出香港问题，蒋介石便乘机表示，希望罗斯福先与英国商量此事。

而实际上，美国在会前就曾向英国提出过香港问题，英方对此作出了强烈反应。丘吉尔拒绝与美国讨论香港问题。在开罗会议上，丘吉尔强硬地表示，英国“不想获得任何新的领土或基地，只想保持他们已有的东西。除非通过战争，否则就别想从英国这里夺取任何东西”。

丘吉尔称，大英帝国的一部分也许最终会分离出去，但这必须是英国人根据他们自己的道义观念而完全由自己来进行的。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对英国的劝说只能是适可而止，而不会为中国全力以赴。罗斯福曾对丘吉尔说，香港的居民90%以上都是中国人，又十分靠近广州，应该把香港还给中国。但丘吉尔愤然回答说，只要他还是首相，他就不想使大英帝国解体。在英国的这种强硬态度面前，美国是不会为了解决香港问题而得罪英国的。

在讨论作战计划时，中英再次在香港问题上发生冲突。中国战区参谋长、美国将军史迪威提出了一个由中美军队联合收复广州、香港等中国沿海地区的作战计划。美国有意支持这一计划，英方对此坚决反对。

英军参谋总长表示，在广州湾进行登陆作战而不安排英军参加，这使他感到十分意外。他声称，香港是英国的领土，英国军队必须参加广州湾登陆作战。蒋介石反驳说，香港原来是中国的领土，它是在不平等条约下被英国霸占，而现在英国人又被日本人从这块土地上赶走。中国正在为自由独立而战，正在以自己的鲜血和生命为收复这个地区而战斗，香港必须归还中国。

尽管重庆政府在言词上一直坚持收回九龙甚至香港，但却没有认真地去做实际上的准备工作。与重庆政府相比，英国对战后香港问题的准备则要积极主动得多。他们对战后问题做了仔细的研究和大量的准备工作。英国人意识到，问题不可能靠谈判解决，谁先占领香港谁便处于有利的位置。

英国外交部内提出的一份“远东备忘录”认为，“最重要的问题是武力收复香港，用武力维系大英帝国的统一。英国国旗必须在不受阻碍、不受歧视的情况下在香港重新升起”。英国政府曾提出几种可能的方案进行仔细的比较分析，如联合国共管、中英共管等。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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