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4月30日晚上,上海电视台播出了新市长当选后的第一次讲话。
彼时主政上海的60岁的朱镕基坐在镜头前,没讲几句客套话,就说解决上海的问题“会白头发很多”,整段讲话提得最多的是四个字:高效廉洁。
信号传进千家万户,反响来得很快。
那段日子,市长办公室每天收到直接写给朱镕基的信达140封以上,光5月份就有3696封。
信里有叫好的,一个中学生说新市长说话幽默,要是自己是代表也会投一票。
可更多的人心里打着鼓:刹住吃喝风、受礼风,可不是嘴上说说的事,这位新市长真能扭转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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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的上海,确实让人乐观不起来。
财政收入从1985年的181亿元一路往下掉,1988年预计只有153亿元。交通挤,住房紧,不少家庭人均居住面积才两三平方米。
朱镕基自己说,感觉像坐在火山上,不知哪一天会爆发。一位官员也私下形容,当时上海“市民火气很大”。
2月6日上午,朱镕基乘火车抵达上海,当天下午就去了市财政局听报告。
4月25日,在市九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作为市长候选人的他讲了100多分钟,一句优点没提,反倒郑重说了自己三条缺点,其中一条是性情急躁,对干部批评过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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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到廉政,他把话撂在那里:“如果我当选为市长的话,我决心让下一届市政府成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廉洁的、高效率的政府。从小事情做起,一定要坚决地刹住吃喝风和受礼风。”
他说的“小事”,在当时可不是小事。
80年代末,干部下基层,桌上八个碟子算冷盘不算菜,后面一个大火锅只算汤,再来十个点心也不算菜,变着法子铺张。
朱镕基要求市政府人员下基层无论如何做到“一菜一汤”,一个菜里可以多放几样,但不准上海味大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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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主持的第一次市长办公会议,就通过了对政府机关局以上干部发扬艰苦朴素作风的若干规定,对宴请和赠收礼品定了八条规矩,违反的第一次书面检查,第二次通报批评,第三次行政处分。
他还宣布,今后市政府任何会议严禁发包。
规矩定了,朱镕基先拿自己开刀。他给自己立了“五戒”:不登报、不上电视、不剪彩、不题字、不受礼。
下基层吃饭,他真按一菜一汤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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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回在闵行,他因为忙迟迟没去吃晚饭,大师傅做好四菜一汤后被接待员打发回家了。
等他到时,四菜一汤没吃饱,问还有饭吗,回答说没有了,他笑了笑说算了。
还有一次到虹口区开会,车子停在区政府门口,值班的人说会场借在隔壁宾馆。
朱镕基脸一沉,对迎上来的人说:“回去告诉你们区长,我是来开会的,不是来吃饭的!”说完扭头上车就走。
后来区长打电话解释确实是借会议室,他这才说:“哦,是这样啊,那是我搞错了,我向你道歉,马上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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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去企业视察,看到备好午宴转身就走,以后尽量跟职工一起吃食堂。
管住了自己的嘴,还要管住当官的手。
朱镕基反复提一个数字:506。这是市政府系统局级干部的人数。
他要求市监察局牢牢盯住这506人,后来任市委书记,范围扩大到全市2000多名局级干部、两万名处级干部。
他说,这些人是上海的“脊梁骨”,他们行得正坐得稳,不请客不送礼不吃请,下面的“七所八所”才正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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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点了基层那些派出所、粮管所、工商所、税务所,说有些人“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不送外烟就办不了事,老百姓深恶痛绝。
他把言路也敞开了,市检察院和下属12个区、10个县全部设立控告检举接待室,市民打电话、写信、口头反映都行,只要不是有意诬陷,错告了也言者无罪。
检举信和电话雪片一样飞来。
有个副县长被查明侵占集体财物2500多元,还收了外商送的高级打火机、梅花牌手表3只、西服一套。另一个副县长装修住房时侵占集体财物3000多元。查实之后,撤职的撤职,入狱的入狱。
仅1988年一年,报请查处的委办局干部就有29名。当时上海还出现了多年未见的景象——有贪官主动前来自首。
市监察局第二年公布,全市各级干部上交和拒收回扣、酬金共4231人次,金额58万余元;上交礼品24613人次,折合123万余元;通报批评52人次,给予行政处分400余人。
朱镕基的“铁腕”,干部们很快领教了。
一次会上,他让建委的同志汇报情况,那位领导没准备好,一时语塞。
朱镕基火了:“你给我走,回去准备,下次再来。”
那人红着脸打算坐下,朱镕基厉声说:“你坐下干什么?!我要你走,回去准备,你这就给我出去!”一个局级干部就这么退出了会场。
打那以后,市里开会前几排座位总是空的,干部们拼命往后排挤,离市长越近被提问的概率越大。
1989年汛期前,龙华机场旁边的机场河违章搭建严重,影响泄洪。
朱镕基打电话给徐汇区区长张正奎,张正奎说河道上不少仓库是市里委办局搭的,区里拆不动。
朱镕基说:“那这些你给我个名单,我来想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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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7日,他带着人到河边现场办公,指着违章建筑说:“依法办事,第一是依法治官。法要管做官的人,法要管有权力的人!”
有人讲困难,他一句话堵回去:“没有什么困难!一个月内全部拆掉,到6月17日我再来检查。”
到了6月17日一大早,张正奎在办公室等着,秘书果然来电话说市长到了。
一看还有没拆的,朱镕基严加训斥:“再给你们一个月,不然,撤职!”
他常引用一句古训告诫下属:“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公生明,廉生威。”
他对家属同样苛刻。夫人每天骑自行车接送外孙女上幼儿园,有天早上突降暴雨,警卫出于安全用公车把孩子送了一趟。
朱镕基知道后,当即要求警卫向市委行政处结清汽油费。
1988年腊月,他给自己写了一幅字“清正廉明”,注明“录以自勉”。
反腐的压力外人很难体会,他多次在不同场合说过一句话:“给我留一口棺材。”
有人问他,这么严厉要求大家,有没有想过自己将来什么下场,他回答:“我作为第一把手,如果不能严格地要求大家,我不来说话,谁来说话呢?我将来是什么下场,我从来就没有考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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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的上海本是多事之秋,但这一年全市国民生产总值完成612亿元,比上年增长10%。
更要紧的变化在风气上。
原上海市政府研究室副主任郑辛逸后来回忆,朱镕基主政上海期间,局级以上干部没有出现重大腐败案件。
那些曾经将信将疑的市民们,从一件件具体的事里看到了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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