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让价值量指标遮蔽经济增长基本面

评判经济增长平稳性有价值量和实物量两个维度。前者是以货币为主要计量单位的价值指标，如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广义货币供应量余额（M2）等。后者的评价指标一般主要是以专用实物计量单位为尺度的实物量指标，如多少吨钢材、多少台电视等。人类经济活动归根结底是实物的生产和耗费。因此，观察经济增长需将价值量与实物量指标进行结合研判。在价格波动较大的周期中，实物量指标更能反映实体经济真实基本面，二者互为补充、不可偏废。

回望全球经济周期演进与我国经济发展历程，这一判断有着扎实的现实支撑：实物量指标的变动始终与经济增长的真实状态高度契合。例如1929年至1933年，美国发生了经济大萧条，全国工业生产下降了55.6%，其中机床制造、生铁、炼钢、汽车的生产分别下降87%、79.4%、75.8%、94.6%（数据来源：《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简史》）。1980年至2010年是我国经济发展的起飞和加速增长阶段，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急剧扩张，水泥、钢材、原铝、汽车、家用电冰箱、彩色电视机等产量都增长20倍以上，其中个别品种甚至增长上百倍，如汽车、家用电冰箱。经济增长状况价值量指标和实物量指标数值虽然一般具有同向性，但受价格、技术、生产方式等因素的非同向性变动影响，两者变动的程度会有一定差异。

如果说中外历史案例勾勒了两类指标的基本关联规律，那么聚焦我国近十年的经济运行实践，则能更清晰地看到实物量指标对增长基本面的强支撑作用，以及两类指标增速分化的具体特征。

总体来看，2015年至2025年，我国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增长率远超GDP增长率、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和货币供应量增长率。而且相比2010年之前，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增长率下调幅度低于GDP增长率下调幅度。不仅如此，个别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的增幅甚至超过本世纪前10年，比如钢材、油料。2025年很多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增长率超过GDP增长率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比如汽车、原铝等。还应看到，2010年前主要工农业产品处于放量大涨阶段，1980年至2000年工业领域内的传统产业产品产量处于急剧增长期，大部分品种产量都是成倍增长，如水泥、平板玻璃、生铁等。在此期间，大部分主要农产品产量也都增长一倍以上，有的甚至达到两倍以上，如油料、糖料、水果等。2000年至2010年工业领域内新兴产业产量爆发式增长，如轿车增长15倍、手机增长18倍、微型计算机增长35倍、集成电路增长10倍。在前期的板块轮动型高增长基础上，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近5年总体上还保持增长态势，这充分说明我国经济增长是国内外实物需求扩张的支撑型经济增长。

这种持续扩张的实物产出能力，不仅筑牢了国内经济的基本盘，也重塑了全球产业分工的产出格局，推动我国经济的国际地位稳步攀升。目前在500种主要工业产品中，我国有4成以上的产品产量位居全球第一，如粗钢、化肥、手机、水泥、汽车、机器人，其中一些品种产量占全球比重达50%以上。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统计，2023年中国制造业总产值占全球35%、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29%，手机、电视机、机器人和服装等产品产量占全球比重分别为53%、90%、50%。同时，我国农业产值占全球比重达22%，一些主要农产品产量如谷物、肉类、蔬菜、水果、茶叶等位居全球第一，水稻、小麦、蔬菜、猪肉、茶叶等产品产量占全球比重分别为28%、18%、56%、46%、45%。显然，中国已成为世界工厂和世界农场，中国的实物量经济地位毋庸置疑。

产出增幅高于价值指标增幅的原因在于，国内外经济发展格局的重大变迁，导致宏观经济主要变量发生历史性转变。其突出表现有三点。

一是国际经济社会分工体系发生重大变革。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就形成了欧美垄断全球产品供应和技术供应的分工体系，二战后这一体系逐步巩固，日本也成为产出和技术供应大国。但2010年后，国际经济社会分工体系开始发生重大转变，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形成了举世无双的完整的工农业生产体系，而且不断加大技术改造和产业结构调整力度，成为全球最大的兼具高水平劳动力和技术能力的工农业生产基地。这使得包括发达经济体在内的经营主体和消费者对中国制造形成依赖。近年来，我国机电产品、新能源汽车、轻工业品等出口的激增，表明国外对中国产品的需求是刚需。背后的原因是外国消费者和企业需要中国的高性价比产品。不管政府如何主张搞单边主义，市场还是有自己的选择。

二是价格下行拉低了价值指标数值。多数价值量指标由实物量与价格共同决定，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固定资产投资额等；国内生产总值虽为增加值核算，但其名义增速同样受价格水平变动显著影响。在实物量为一定时，价格下行会导致价值量指标值下行。2010年后，我国价格就进入下行通道。2010年至2025年，我国居民消费价格(CPI)同比涨幅从3.3%回落至0%，农产品生产者价格同比涨幅从10.9%降至-3.7%，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PPI)同比涨幅从5.5%降至-2.6%。这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价值量指标上涨的冲力，表现最为突出的是名义GDP增长率。

三是扩张性宏观政策直接拉动实物量需求。近几年，我国实施更加积极的宏观政策，赤字率连续几年突破3%，地方政府专项债规模扩大至4万多亿元，广义货币供应量2025年增至340多万亿元。同时实施城市更新、“两重一新”等庞大的政府投资规划，“十五五”期间还要进行“六张网”建设。这些高强度的扩张性宏观政策具有明显的拉动实物量需求扩张的特征，可说是传统产业产出（如钢材、水泥、铝、平板玻璃等）规模扩张的托底性因素。

概言之，我国经济增长呈现出鲜明的实体经济驱动特征。我国实现的是实体经济扩张在先、人口规模庞大、超大规模统一市场的实物需求庞大且相对稳定的经济增长。这种增长远比通胀拉动型增长更具稳定性和长期性。因此，我们必须建立新的经济观察框架，坚持走发展实体经济拉动经济增长的道路，通过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来平衡产能与实物需求之间的关系，确保经济增长平稳、可持续。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原副院长、研究员 白景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