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散文《故乡的沉重》

我是豫淮北岸一名电视台记者。上世纪九十年代，国企改革浪潮席卷全国，我原供职的单位也推行“下岗分流”制度。1997年3月，我告别故土，远赴广东打工漂泊。
一晃七年，我从未回过一次家。常年在外奔波，故乡的模样只停留在记忆深处。去年春节前夕，父母一通长途电话，打破了我漂泊的平静。父母在电话里无奈地说，家乡遭遇特大干旱，田里庄稼颗粒无收，家里无力缴纳公粮款项，催我回乡处理。
辗转三天三夜的绿皮火车，我终于踏上了阔别七年的故乡土地。驱车走在乡间熟悉的公路上，眼前的景致依旧亲切。清澈的河水蜿蜒流淌，广袤的田野一望无际，青青的麦苗铺遍田地，漾着浅浅的绿意。
父母早已站在村口公路旁静静等候。七年未见，二老的身影愈发佝偻，眉眼间满是岁月风霜。见到我的那一刻，二老瞬间展露笑颜，欣喜之情溢于言表。母亲更是红了眼眶，滚烫的泪水簌簌落下，快步上前紧紧拉住我的手，絮絮叨叨问个不停，一会儿念叨我身形胖瘦，一会儿关切我是否觅得良缘，细碎的家常里，藏着最质朴的牵挂。
踏进门庭，我还未及落座，母亲便端出早早备好的家乡风物——软糯的醉柿、饱满的红枣、香脆的米花，一一递到我手中，怕我在外漂泊多年，吃不惯异乡的吃食。
未等我细细品尝家乡味，父亲便带着满脸愁苦，轻声告知我实情：今日是村里收缴乡统筹款的最后截止日，乡里催得紧迫，问我此次回乡带回了多少钱。
彼时的乡村，人人都被“乡统筹”压得喘不过气。所谓乡统筹，名目繁杂，囊括民兵训练费、养老保险费、治安管理费、户口工本费等十余项杂费，是当年每个农民家庭都逃不开的重担。我此次返乡只带了一千五百元过年钱，堪堪勉强抵得上家里全年的乡统筹款项。望着父亲满脸无奈、满眼焦灼的模样，我心头酸涩，竟不敢直视他的眼眸。
那日傍晚，天色灰蒙蒙的，沉郁压抑，一如我的心境。我骑着摩托车，独自赶往村委会。偌大的村委大院里人头攒动，挤满了前来缴费的村民，人人脸上都带着几分疲惫与无奈。村支书闵广凡、村会计张运学端坐在窗口前，有条不紊地等候村民缴费。
见我进门，村支书闵广凡连忙起身让座，随即递来一杯热茶，开口问道：“啥时候回来的？一路辛苦了。”
“今天刚到家。”我应声作答，随即掏出随身携带的“三五”香烟，依次递给村支书、村会计、村民兵营长及几位村委干部。
村会计张运学点燃香烟，抬眼看向我，语气带着几分感慨：“早就听说你在广东混得不错，还成了作家，出书不少。听说广东的稿费比内地高出许多，再加上上班工资，这几年肯定攒了不少积蓄吧？”
我连忙摆手推辞：“没有没有，在外不过是勉强糊口，根本挣不到什么钱。”
闵广凡笑着接话：“我们也不是要跟你借钱，挣了就是挣了。你是不知道，如今村里九成以上的年轻人都外出打工了，村里剩下的都是老弱妇孺，我们村干部开展工作，实在是难上加难。”
话音落下，村会计打开公文包，取出文件夹，指着上面的账目对我说：“如今全村就剩几户贫困户还没缴费，乡里党委政府催得紧，年终必须全部结清，不然按照规定，就要扒房、牵猪，强制执行。你家今年的乡统筹款是一千三百多元，在村里已经算是不多的了。”
我凑近细看账目清单，密密麻麻的收费名目触目惊心：药鼠费、校园集资款、环境卫生费、企业集资款、公益事业费等十余项费用，层层叠加，总计一千三百元整。相较于我离家之前，如今的农民负担已然翻倍，沉重得让人窒息。我心头五味杂陈，默默掏出钱，递给了村会计。
村支书闵广凡见状，忍不住感慨：“要是你父亲也能像你这般通透爽快，我们村干部的工作就能轻松太多了。你家年年都是村里最后缴清乡统筹、村提留的农户，每次乡里、村里的干部都要坐车上门催缴。你父亲总抱着侥幸心理，以为拖到最后能减免些许，可到头来一分钱都少不了，反倒白白耗费了我们的油费、跑腿费，实在得不偿失。”
听闻此言，我心底涌起无尽的悲凉。父亲一生勤恳，面朝黄土背朝天，日日耕耘不辍，可整年辛苦劳作收获的粮食，竟连各项统筹款项都难以覆盖，终年劳碌，到头来所剩无几。
我们常闵村素来是乡里有名的“产粮第一村”，全村耕地五千七百二十亩，青壮年人口三千余人，是全镇土地面积最广、以农耕为唯一生计的村落。可那些年，农业生产成本节节攀升，农药、化肥、种子的价格年年疯涨，唯独小麦、水稻、花生、黄豆等粮食作物的收购价格常年一成不变。
农民细细算账，满心寒凉：一户人家即便耕种十亩花生，除去所有农资、人工开支，不仅分文不赚，每亩反倒要倒贴上百元。兢兢业业耕耘，到头来亏本劳作，农民们滚烫的种田之心，彻底凉透了。
反观那些外出打工的同乡，在外打拼数年，回乡便能盖起三层小楼，风风光光娶回媳妇。两相比较，留守村里的年轻人再也按捺不住。种田亏本、务农无望，哪怕家中田地广袤、劳力紧缺，他们依旧毅然抛下故土良田，纷纷奔赴远方谋生，涌入打工浪潮，北闯北京、辽宁，南下广东各地。
久而久之，偌大的村庄彻底变了模样。八成以上青壮年劳力外出务工，村里只剩下年过五旬的妇女、六旬以上的老人，以及尚未成年的孩童。田间地头劳作的，尽是老弱妇幼，田地耕种粗放、管护缺位，农忙时节劳力短缺，粮食来不及收割晾晒，常常烂在田间，播种耕种屡屡延误，粮棉产量逐年减产、年年欠收。全村一千多亩良田无人耕种，尽数抛荒。昔日烟火繁盛、良田万顷的产粮大村，沦为了外人口中的“儿童村”“老头村”“寡妇村”。
更让人无奈的是，多数外出务工的青年，终年奔波劳碌，除去往返路费、日常开销，再上缴村里繁重的乡统筹款，一年辛苦下来几乎所剩无几。数年光阴匆匆而过，他们未曾攒下积蓄，贫瘠的故乡也未曾有过半分改变。
我忍不住向村支书发问：“新闻媒体年年宣传国家减负政策，声称要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可为何故乡的负担丝毫未减，反倒一年比一年沉重？”
闵广凡闻言，无奈摇头叹息：“中央的政策明明是为民减负、体恤百姓，可层层传导下来，底下的人念歪了经、走偏了路，好好的惠民政策，终究落了空，农民的负担只增不减。就拿我家来说，我耕种二十五亩田地，每年要上缴公粮三千斤、现金一千五百多元，整年面朝黄土辛苦操劳，到头来不过勉强混个温饱。”
村会计张运学也满脸唏嘘，道出了中年人的无奈：“你们年轻人还有外出闯荡、寻梦谋生的机会，我们年过四十，上不上下不下，哪里还有人愿意聘用。去年八月，我专程远赴广东东莞投奔亲戚，想找份活计谋生，辗转三个多月，就连保洁、杂工的岗位都无人接纳。不仅一分钱没挣到，临走前卖掉家里大肥猪换来的一千五百元积蓄，也尽数花光，空手而归。”
走出村委会大院，夜色沉沉，晚风微凉，我的心头沉甸甸的，仿佛压着一块千斤巨石。满心感慨、万般悲凉，这个春节，我终究过得满心压抑、郁郁寡欢。未曾久留，在家乡短暂驻足后，我便再次收拾行囊，踏上了南下的列车，继续我的漂泊之路。
（发表于2019年第4期《湛江文学》，荣获故乡行征文三等奖）
《撰稿张子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