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长聘教授说“灵活就业是一种福利”：不要把没有选择，说成自由！

2026.08.21

作者 | 马光远

最近北大国家发院的张丹丹教授讲了一个观点，引发了非常大的争议。她说，从劳动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灵活性本身就是一种福利”。

什么意思呢？她的解释是，我们这些朝九晚五的正规就业人员，虽然有五险一金，有比较稳定的社会保障，但是我们牺牲了时间和自由。灵活就业的人没有这些东西，但是他们可以自主安排自己的时间，所以灵活本身就是一种福利。

这个观点听起来好像有一定的经济学道理，但我听完以后还是觉得非常惊讶。

我首先声明，我绝对没有任何歧视灵活就业的意思。

在当前情况下，灵活就业当然可以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就业方式。灵活就业并非社会的退步。比如说现在很多人做自媒体，有些人做自由职业者，有些人自己开工作室，有些人同时给几家公司提供顾问咨询服务。

特别是随着AI的发展，未来“一人公司”、自由职业、项目制就业可能会越来越多。

如果一个人本来有一份月薪两万、五险一金、朝九晚五的工作，他说我不喜欢，我就喜欢自由，我辞掉工作去做自媒体，收入可能只有一万五，但是我每天睡到自然醒，想去哪里就去哪里。

这种灵活当然是一种福利。因为这是主动选择的自由。

问题是，中国超过2亿的灵活就业人员，都是这种情况吗？

恐怕远远不是。这里面有相当一部分人，并不是在“稳定”和“自由”之间进行了一次浪漫的选择，而是没有稳定工作的机会，只能去做灵活就业。

送外卖是不是灵活就业？当然是。

开网约车是不是灵活就业？也是。

建筑工地的临时工、家政服务人员、快递小哥，以及大量依靠平台接单的人，他们都是灵活就业人员。

但问题是，他们真的很“自由”吗？

一个外卖骑手为了多跑几十单，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在算法规定的时间里争分夺秒与算法和限定的时间赛跑，他比一个朝九晚五的办公室白领更自由吗？

一个网约车司机一天在车里坐十几个小时，为了把车钱、油钱、平台抽成扣完还能有一份糊口的收入，早上六七点出门，晚上十一二点回家，这叫不叫自由？

一个今天有活、明天不知道有没有活，这个月赚八千、下个月可能只有三千，没有稳定收入预期的人，我们能不能简单地告诉他：你虽然没有稳定的社会保障，但是你得到了“自由”？

这是我认为这个观点最大的问题：经济学不能只看到就业形式上的“灵活”，而看不到一个人有没有真正的选择权。

自由的前提是选择。我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但是我不想干，我选择去送外卖，这叫自由。我能够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但是我更喜欢做自由职业者，这叫自由。

但是，如果我找不到工作，只能去送外卖；如果企业不愿意跟我签长期劳动合同，我只能做临时工；如果我没有别的收入来源，只能每天开十几个小时网约车，这不叫自由，这是生活压力下的被迫选择！

所以研究灵活就业，我觉得最重要的不是告诉大家“灵活也是一种福利”，而是应该把中国庞大的灵活就业群体的真实情况分开来看：

有多少是主动型灵活就业？有多少是被动型灵活就业？有多少人真正享受到了时间自由？有多少人的所谓“灵活”，其实意味着收入不稳定、劳动时间更长、职业保障更弱？有多少人能够正常参加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有多少人在发生工伤、职业伤害的时候能够得到充分保障？这些才是真正值得劳动经济学研究的问题。

事实上，我看了一下，张丹丹教授自己也研究这些问题。她自己也谈到过，大量灵活就业人员仍然处在职工社会保障体系之外。所以我更加不理解的是，既然知道这些事实，为什么最后要用“福利”这样一个非常容易产生误解的词，去描述如此庞大、如此复杂的一个群体？刺激社会的神经？

而且我还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反差：张丹丹教授本人是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长聘教授。

在大学呆过人都知道，学术研究的尽头是长聘，长聘是很多人进入大学奋斗的目标。长聘不就是给一个学者长期稳定的职业预期，让他不用担心明年还有没有工作，可以安心地做研究吗？如果稳定是一种束缚，灵活是一种福利，那么我们为什么要给大学教授建立长聘制度？为什么不是一年签一次合同？为什么不是哪个学校今天有课就去哪个学校讲，今天北大有课去北大，明天清华有课去清华，后天没有课就在家里等着？

当然不能这么干。因为我们知道，对于一个大学教授来说，稳定的职业预期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福利。它让你敢于做长期研究，敢于安排自己的生活，敢于买房，敢于养孩子，敢于规划未来。

可是，那么为什么到了普通劳动者那里，稳定突然变成了“牺牲自由”，不稳定反而成了“福利”？这就是很多人听到这个观点以后感到不舒服的真正原因。

我并不认为张丹丹教授有什么恶意。而且从她过去的研究来看，她对中国就业市场、农民工以及社会保障问题都有大量研究，并且都有很好的观点。

但也正因为如此，这件事情才更加值得反思。

一个研究劳动经济学的学者，最大的责任恐怕不是替一种就业状态寻找一个好听的经济学解释，而是准确描述这种就业状态背后真实的现状和真实的温度。

经济学看到的是数字，但数字背后是具体的活生生的人。两亿多灵活就业人员不是一个抽象的统计口径。他们是一个个每天要挣钱、要交房租、要养孩子、要养老、要看病的人。所以我一直认为，中国的学者特别是经济学家，在讨论就业、收入、房地产、养老、医疗这些问题的时候，要特别小心。

因为你讨论的不是一个纯粹的学术模型。你讨论的是普通人的生活。

这些年为什么一些专家学者一开口，就很容易引发舆论巨大的反弹？我觉得未必是老百姓不尊重知识，也未必是大家越来越反智。

很多时候真正的问题是：有些学者离自己研究的对象越来越远了。坐在大学办公室里看到的是“灵活就业”。

站在外卖骑手的位置上看到的可能是今天必须跑够多少单。

经济模型看到的是“时间自主权”。一个网约车司机看到的是今天流水不到多少钱就不能收车。

这中间隔着的，恰恰就是经济学最不应该丢掉的东西，真实世界。

我们当然应该承认灵活就业的价值。

未来中国的就业形态一定会越来越多元化，灵活就业甚至可能成为越来越重要的就业方式。如果一个人选择灵活就业以后，他仍然可以拥有基本的养老保障、医疗保障、职业伤害保障；他的社保可以跟着人走，可以跨平台、跨地区转移；平台不能因为他是所谓的“灵活就业者”，就无限延长他的劳动时间；一个人也不会因为选择了自由职业，就失去最基本的社会安全网。

到了那个时候，我们才真正可以说：灵活就业，是一种福利。

但在这之前，千万不要把没有选择，说成自由；不要把缺乏保障，说成灵活；更不要把一个普通人为了生活不得不接受的就业状态，包装成他主动选择的一种福利。

一个真正好的劳动经济学，首先应该尊重劳动。一个真正好的经济学家，也应该对普通人的生活保持基本的体感。

因为一个学者最危险的事情，不是说错一个数字。而是当他解释这个世界的时候，已经感受不到这个世界里普通人的冷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