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陵客家人为什么称茶陵人为"本地牯"，为什么说他们是本地公牛？

牯在新华字典里是公牛的意思，以前茶陵人称桃坑客家人为"广佬牯"，意即从广东南方来的一群公牛。

客家人开始自卫反击，也称茶陵人为"本地牯"，意即本地的公牛。

以前，如果我说我是桃坑人，茶陵人会习惯性地头微微上仰，淡淡地说，哦，你原来是"广佬牯"。

我会立即答道，你是本地牯？

现在彼此称牯的人渐渐地少了，但还是有。

彼此之所以这样称呼，还是有历史缘由的。

最早一批踏入茶陵这片土地的客家人，是在明朝中叶从粤东、闽西一带辗转迁徙而来的。

彼时的茶陵盆地，水系纵横，田畴连绵，已然有土著居民在此耕作生息了数百年。

这些土著便是今日所称的"本地牯"。

他们操着一口硬朗的茶陵土话，脚下踩着的是世代相传的祖业田产，村口祠堂里供奉的是数十代之前便已扎根于此的先祖灵位。

而客家人初来乍到之时，只能望山而兴叹，沿着洣水支流一路向东南，钻进桃坑、八团那片苍莽的罗霄山脉腹地。

那里山高林密，溪流湍急，适合开辟梯田的山坡陡峭得连耕牛都站不稳当，一年到头收成的稻谷仅够糊口，更多时候要靠挖山药、烧木炭、扎竹排去换些盐巴布匹。

日子过得清苦不说，每逢山洪暴发或野兽侵扰，客家人的村寨便如同风雨中飘摇的树叶。

而本地人聚居在平原集镇，粮仓殷实，商铺林立，连说话的嗓门都比山里人响亮三分。

久而久之，本地人便带着几分居高临下的意味，把那些从山间小路上挑着柴担走来的客家人唤作"山里牯"，言下之意，是笑他们像山里的野公牛一样粗朴莽撞，只懂得使蛮力讨生活。

被如此轻慢地称呼，客家人心里自然不是滋味，他们虽然寄居山林，骨子里却保留着中原士族后裔的那份倔强与自尊。你称我为牛，我便也回敬你一声牛。

既然你们自诩为这方水土的正统主人，那便是"本地牯"，意为盘踞在平坝沃土上的本地产公牛。

这一来一往之间，两头"牯"便隔着重重山岭较上了劲，彼此一叫就是好几百年。

追根溯源，其背后裹挟着的是长达数百年的族群角力与土地争夺。

明朝中叶至清朝前期，大量客家移民涌入茶陵东部山区，与本地土著之间围绕着山林地界、水源分配乃至墟场交易频繁发生摩擦。

本地人视客家人为抢占资源的插队者，而客家人则觉得本地人仗着先到优势处处排挤打压。

这种积怨在咸丰年间的土客械斗中达到顶峰，当时桃坑一带的客家人与临近乡里的本地人爆发过数次流血冲突，双方互有伤亡，结下的梁子几代人都化解不开。

在那样剑拔弩张的岁月里，"山里牯"与"本地牯"早已不单纯是绰号，而成了各自阵营的旗号，喊出这三个字，便是在提醒对方：你我并非同路人。

即便到了民国时期，通婚结亲在土客之间依然十分罕见，两个群体保持着泾渭分明的心理边界。

本地人瞧不起客家人的"山气"，嫌他们说话尾音上扬像唱歌，嫌他们过春节时在门口挂的灯笼是椭圆的而非正圆；

客家人则看不惯本地人的"地气"，觉得他们倚老卖老、固步自封，守着几亩薄田便觉得天下尽在囊中。

这种相互看不上的情绪代代相传，使得"牯"的称呼不仅没有被岁月冲刷掉，反而像陈年的墨渍一样渗进了方言的纹理里，长辈们说的时候带着上一辈传下来的语气，晚辈们听了便不假思索地跟着沿用，至于当初究竟为何这样叫，反倒很少有人认真追究了。

再说经济层面，客家人久居深山，确实在很长一段岁月里处于弱势。

桃坑那地方，出门便是坡，抬脚就爬山，田是挂在山腰上的带子田，路是贴在崖壁上的栈道路。

每年春耕时节，客家人要赶着牛群沿着羊肠小道把犁耙运上山，稍有不慎连人带牛滚下深涧的事故时有发生。

秋收之后，挑一担谷子下山到集镇去粜，来回得走整整一天的山路，汗透的衣衫贴在背上还没干透，天就又要黑了。

而本地人住在平地上，水车架在洣水边，牛轭套在田垄间，耕种收割都便利得多，粮食产量自然高出不少。

到了青黄不接的四五月间，山里的客家人常常要端着簸箕向平坝上的本地人借粮度荒，借一担谷子秋后要还一担半，利滚利下来，好些客家农户便陷入了世世代代还不清的债务泥潭。

手里没有余粮，口袋里没有闲钱，客家人的子弟便读不起私塾，考不了功名，连到镇上做个小买卖都凑不齐本钱。

本地人则不同，乡绅富户家中藏书万卷，子弟们穿着长衫坐在窗明几净的学馆里诵读经史，隔几年便有人中个秀才举人回来，光耀门楣的同时也把家族的地盘越扩越大。

经济基础决定了话语权，本地人办宴席时客家人只能坐在末席，本地人修族谱时客家人只能在边上帮着磨墨递纸，本地人商议村务时压根不会派人翻山去通知客家寨子。

长此以往，"本地牯"这三个字便不仅仅是个代号，仿佛本地公牛天生就该站在平坝中央，而山里的公牛只配在云雾深处埋头拉犁。

到了二十世纪中叶，土地改革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席卷了整个茶陵。

山林收归集体，田地按人口重新分配，原先横亘在土客之间的地界纠纷一夜之间失去了意义。

生产队里的客家后生和本地小伙扛着同样的锄头下地，工分本上记着相同的数字，食堂里端着一样的粗瓷碗。政府修通了从茶陵县城直抵桃坑的盘山公路，原先要走两天的山路如今个把钟头便能到，山里的竹木资源顺着卡车运出去，平坝上的化肥农药也沿着公路运进来。

渐渐地，本地人发现这些"山里牯"的后代不仅说话文气，做事也讲究，谁家盖房子缺人手，客家的壮劳力二话不说就来帮忙；谁家老人夜里发了急病，客家的小伙子开着三轮车就往卫生院送。

这种朝夕相处中建立起来的情分，比任何族谱上的条条框框都要管用。到了八十年代分田到户之后，桃坑的客家人与附近乡镇的本地人已经通婚频繁，茶陵方言和客家话在家庭内部相互混杂，孩子们往往既能听懂外婆的茶陵土话，又能用客家话跟爷爷讨压岁钱。既然如此，再一口一个"牯"地称呼对方，便显得有些不合时宜了，年轻一代在酒桌上偶尔提起这两个词，多半是当作玩笑来打趣，说完还要补一句"莫当真咯"。

不过话又说回来，称呼这东西一旦被种进语言的土壤里，便如同老树的根系，砍掉了地上部分，地底下依然盘根错节。

如今你若在茶陵街头仔细观察，仍能捕捉到那些细微的迹象，当某个茶陵本地人听说对面站着的是桃坑来的客家人后裔，他的眉梢会不自觉地微微上挑，下颌也跟着抬高一两寸，然后从鼻腔里悠悠地送出一句："哦，你原来是山里牯。"

这语气里三分是旧时的习惯使然，两分是地域上的亲昵调侃，剩下的五分，恐怕连他自己也说不清道不明了。

同样地，某些上了年纪的客家人聚在一起摆龙门阵时，提到平原上的本地人，偶尔还会蹦出一句"那些本地牯"，嘴角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笑纹。

这种称呼的生命力之所以顽强，并不在于它承载了多少敌意，而在于它已经成为这片土地上族群记忆的一个注脚。

两个"牯"字，一头牵着先辈翻山越岭的艰辛，另一头系着后代并肩耕耘的和解，中间横亘的是整整五六百年的时光。

所以现在茶陵的年轻人听到长辈用这两个词打趣时，既不会觉得冒犯，也不会急着去纠正，他们只是笑笑，然后转身去忙各自手头的事情。

毕竟山还是那座罗霄山，水还是那道洣水河，但山上山下的人早已不是从前那两头较劲的"牯"了。

（李苏章原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