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军中“白求恩”：一个奥地利医生的中国式“潜伏”

1941年3月11日，上海外滩十六铺码头。

一个身穿黑色长袍的“传教士”，在夜幕中悄悄登上了轮船。身边跟着提箱子的“仆人”，箱子大得“活像个棺材”。

没人会多看一眼——战争年代，传教士往返各地太正常了。

但这位“传教士”的最终目的地，不是教堂，而是新四军总部驻地——江苏盐城。那只棺材大的箱子里，装的也不是圣经，而是一整套从奥地利带来的医疗器械。

他的名字，叫罗生特。

罗生特

从纳粹集中营到上海滩

1903年，罗生特出生在奥地利一个犹太家庭。家境优渥，学业优异，顺风顺水考入了维也纳大学，成为一名医学博士。

青年时期的罗生特对政治不感兴趣——对中国的了解仅限于象牙雕刻、明代花瓶，以及林语堂和赛珍珠的小说。

但1938年改变了这一切。

德国吞并奥地利后，罗生特被关进了集中营。将近一年的非人拘禁，他瘦得皮包骨头，肾脏受伤，牙齿被敲掉几颗，肋骨被打断了两根。

1939年夏天，因找不到他参加共产党的证据，加上妹妹多方奔走，罗生特被释放了。但他再也不能留在欧洲——一个犹太人在纳粹统治下的欧洲，没有活路。

他逃到了上海。

在上海法租界，他开了一家诊所。医术精湛，收入颇丰——每天只需看一两个病人，挣的钱就足以供他在上海滩听戏、看电影、定做西服。1940年，他甚至盘算着把富余的钱投入一家丝绸出口公司。

看起来，一切都很好。

但他做了一个出乎所有人意料的决定——加入新四军。

时任新四军军医处处长沈其震最初完全不相信。这个过惯了富裕生活的外国人，怎么可能丢弃漂亮的诊所，像新四军一样住进中国农村的破茅屋？

但罗生特是认真的。

经地下党安排，沈其震在上海南京路的光明咖啡馆见到了罗生特。落座不久，精通德语的沈其震就劝他：“你受不了的。那儿的生活太艰苦！”

罗生特指着沈其震的时髦西服反驳：“你去得了，我也能去！”

沈其震说：“可是那儿的情况的确不适合外国人！那儿过的是一种最原始、最初级的生活！”

罗生特回答：“我关心的是正义，我能够承受一切。连纳粹集中营我都挺过来了！艰苦的工作吓不倒我。 ”

听到这里，沈其震不再反驳了——他意识到，这个欧洲朋友是认真的。

“活着的白求恩”

罗生特到了新四军后，陈毅称他为 “活着的白求恩” 。

他不是来“体验生活”的。从新四军到八路军，从苏北到山东，从东北到朝鲜战场——八年烽火岁月，他与战友和老乡们同吃同住，救治了无数生命。

1942年，经陈毅、刘少奇介绍，罗生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他不是挂名的“国际友人”——他是真干。从新四军卫生部顾问，到东北民主联军第一纵队卫生部长。一个外国人，在中国军队里干到了卫生部长。

他还留下一本记录在华“亲睹亲历”的手稿。

白求恩的名字在中国家喻户晓。但贡献不亚于白求恩的罗生特，名字却长达40年湮没无闻。

就连那份珍贵手稿，也一度被认为“业已丢失”。

为什么？

因为他不是加拿大人，不是美国人。他是一个奥地利犹太人。冷战时期，东西方阵营对立，一个来自西方、信仰共产主义的外国医生，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不被西方主流叙事所接纳。而在中国，白求恩的形象太过耀眼，罗生特的故事被遮蔽了。

直到老战友与中奥学者不懈追寻，这位曾被遗忘的老朋友才重回历史视野。

2025年，一枚“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纪念章被转交到他的后人手中。

罗生特

他改变了什么？

罗生特的故事，不只是“一个外国好人帮助中国人”那么简单。

他放弃的，是上海滩的优越生活——每天看一两个病人就够花的诊所，西装革履、听戏看电影的日子。他选择的，是中国农村的破茅屋、粗粮、以及随时可能到来的炮火。

一个在纳粹集中营里被打断两根肋骨的人，比任何人都知道什么叫“活着” 。但他选择了一种更艰难的方式去活。

他不是来做慈善的。他是来战斗的。

陈毅叫他“活着的白求恩”——这个称呼，不只是对他医术的肯定，更是对他信仰的认定。

1949年，罗生特离开中国回到欧洲。1952年，他在以色列病逝，年仅49岁。

他只在中国待了八年。但这八年，是他一生中最长的八年。

今天，白求恩的故事被写进课本、拍成电影，家喻户晓。罗生特的名字，大部分人没听过。

但历史不会忘记——一个奥地利犹太人，在纳粹集中营里死里逃生，逃到上海开了家赚大钱的诊所，然后主动钻进中国农村，当了八年新四军医生。

他不是中国人。但他把自己的命，交给了中国。

有人问他为什么。他没说过什么漂亮话。但他做过的事，比任何漂亮话都有力——

一个被法西斯差点杀死的人，选择用自己的手，去救另一个被法西斯侵略的民族。

这就够了。

参考来源： 1. 人民网《新四军中“白求恩”——奥地利医生罗生特的中国故事》2025年12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