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
1966年夏，北京西直门内东观音寺甲22号，几十名红卫兵突然来到溥仪家中。那时溥仪并不在家，院门外的喧闹，却让家人第一次真切感到，特殊年代已经逼近了这个普通四合院。
这座院子并不显眼。没有宫门，没有仪仗，也没有旧日王府的排场。溥仪获特赦后，住在这里，和妻子李淑贤过着寻常日子。所谓“末代皇帝”，在邻里眼中，不过是一个上班、吃饭、看病的老人。
可他的身份太特殊了。
溥仪1906年出生，1908年登基，1912年清帝退位时只有五岁。此后，他曾在紫禁城里维持过一段名义上的“小朝廷”，又在日本扶植下出任伪满洲国执政和皇帝。1945年日本投降后，他被苏联方面羁押，1950年被移交中国，进入抚顺战犯管理所接受改造。
这段经历，注定使他很难像普通人一样被人看待。
1959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前夕，溥仪获得特赦。出狱之后，他没有被安排进什么特殊机构，而是从学习劳动开始，逐渐适应普通公民的生活。1960年，他到北京植物园工作，领取生活补助，住职工宿舍，在班组里听从安排，学习园艺技术。
有意思的是，他连自己有没有选举权都不清楚。
1960年香山人民公社进行选举时，植物园方面层层请示，问题最终到了周恩来那里。周恩来明确答复：溥仪有选举权，也有被选举权。11月26日，溥仪拿到选民证，第一次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身份参加投票。
对别人来说，这只是一张普通证件。对溥仪而言，却意味着身份真正发生了变化。他后来回忆，那张选民证比自己过去见过的珍宝更珍贵。曾经被人称为“皇上”的人，竟把一张选民证看得如此重要，原因并不复杂：他终于不再是旧王朝的遗留物，而是一个拥有公民权利的人。
周恩来对溥仪的照顾，也不只体现在工作安排上。
1962年1月31日，毛泽东在家中设宴招待溥仪。席间菜肴并不铺张，谈话也没有刻意摆出上下尊卑。毛泽东关心他的生活，周恩来则多次劝他重新组建家庭。过去的婚姻带有强烈的宫廷色彩，这一次，周恩来希望他自己选择。
周恩来曾对他说：“你还得结婚啊！”
溥仪后来认识了护士李淑贤。两人相处一段时间后，于1962年4月30日结婚。婚礼由载涛主持，周恩来因公务未能到场，派童小鹏代表前往祝贺。这里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毛泽东和周恩来关心溥仪的婚姻，却没有替他指定对象。对一个曾经没有婚姻自由的人来说，这种“不越俎代庖”，本身就是一种尊重。
婚后的溥仪，生活更加平实。他在政协工作，和妻子住在普通四合院，家中没有太监、管事，也没有旧式宫廷秩序。遗憾的是，社会环境很快发生剧烈变化，个人过去的身份又被重新放大。
1966年，运动开始后，红卫兵来到溥仪家中寻找他。溥仪当时外出，家人面对突然出现的人群，既无法解释，也难以阻拦。那种冲击，不是一般家庭能够承受的。一个刚刚走出战犯管理所、努力学习做普通人的老人，再次因为“皇帝”这个称呼陷入危险之中。
周恩来得知情况后，采取了一个特殊办法。
这项安排并不是派人长期守在溥仪家门口，也不是公开宣布给他特殊待遇，而是让政协系统停止正常办公，相关人员回家学习，同时帮助家人一起学习。溥仪当天照常到政协上班，随后得知单位暂停办公，只能回家。
表面看，这是工作安排。实际上，却减少了溥仪在公共场合单独出现的机会，也让他和家人有了相对集中的保护空间。周恩来没有把溥仪重新隔离起来，而是尽量用组织安排替代个人暴露，这种处理方式相当谨慎。
当时的溥仪已经六十岁，身体状况并不好。长期的疾病和精神压力，使他的健康不断恶化。1967年10月17日，溥仪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61岁。
溥仪去世后，周恩来很快过问后事，明确表示土葬、火化均可，安葬地点也尊重家属意见。家人最后选择火化，并将骨灰寄存在八宝山人民骨灰堂。李淑贤认为，溥仪生前喜欢热闹，死后和普通人放在一起更合适。
1980年5月29日，溥仪、王耀武、廖耀湘三位政协委员的追悼会在政协礼堂举行。随后，溥仪的骨灰被重新安放到八宝山革命公墓第一骨灰堂。
从宫门深处走出，经过战犯管理所、植物园和普通四合院，溥仪后半生遇到的许多事情，都围绕一个问题展开：一个旧制度的象征，能不能真正成为普通公民。1966年那场突然闯入家门的风波，正好暴露了这条路并不平坦。周恩来的特别安排，保护的并不只是溥仪一家人的安全，也是在尽力维护特赦政策所代表的政治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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