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35年6月12日，四川西北达维、懋功一带，中央红军同红四方面军会师。两支主力汇合后，红军兵力迅速扩大，局面看似转危为安，真正棘手的问题却摆在了面前：下一步往哪里走？
人多了，目标也更大了。红军不能只考虑眼前哪一仗好打，还要判断哪里能获得粮食，哪里便于建立根据地，哪里能够避开国民党军的重兵围堵。方向一旦选错，兵力优势反而可能变成沉重负担。
会师后，中央于6月15日发表《为反对日本并吞华北和蒋介石卖国宣言》，正式提出北上抗日。这个主张并不是临时起意，更不是一句政治口号，而是同当时的国内形势、红军处境和今后发展紧紧连在一起。
有一个细节很重要。那时中央红军还不知道陕北苏区的存在，北上之后究竟落脚何处，并没有现成答案。中央最初考虑过在川西北建立根据地，但实地观察后发现，这里地广人稀，山地纵横，粮食供应困难，民族地区情况也十分复杂。
红军打仗靠勇敢，长期生存却不能只靠勇敢。川西北能够作为短期机动作战区域，却不适合承受大规模部队长期驻扎。于是，向川陕甘方向发展，逐渐成为中央思考中的现实方案。
这条路并不好走。
两军会师时，红四方面军实力较强，掌握着较多部队和根据地资源。张国焘又是中共早期重要领导人，组织经验丰富，在党内资历很深。面对中央提出的战略方向，他并非一开始就公开反对。
6月16日，张国焘曾回电表示，同意向川陕甘发展，并提出组织远征军、向青海和新疆发展的设想。可到了6月26日两河口会议，态度出现变化。他认为川西南和成都方向有红四方面军经营多年的基础，四川军阀战斗力有限，向南发展似乎更容易打开局面。
这种判断并非完全没有依据。红四方面军在川北经营多年，对当地地形、敌情和群众情况更熟悉。相比之下，北面有胡宗南等中央军部队，甘南、陕南情况陌生，部队还要面对高寒、缺粮和道路艰险等困难。
问题在于，军事上的“眼前好打”，不等于战略上的“能够站住”。向南看似有熟悉的根据地，实际上四川军阀和蒋介石的中央军已经形成合围态势。红军即便取得局部胜利，也很难获得足够纵深。
蒋介石的部署，正说明了这一点。红军进入川北后，国民党军并不只是准备发动一次会战，而是试图用多路兵力封锁红军活动空间。川军负责控制汶川、大渡河一线，胡宗南部扼守松潘、平武地区，其他部队则在成都周边进行策应。
南下道路看似通畅，实际上越走越窄。红军如果被压缩在四川西部，不仅粮食补给困难，还可能被迫长期同数量占优的敌军消耗。对于一支刚经历长征、急需休整和补充的部队而言，这种消耗极其危险。
徐向前后来在《历史的回顾》中评价张国焘，说他“没有一定的原则，没有一定的方向”，办事时常常“忽左忽右”。这句话，并不是简单的个人批评，而是指出了当时战略决策中最要害的问题：部队究竟是为眼前胜负移动，还是为长远目标寻找立足点。
徐向前本人其实看得很清楚。他认为，中央提出的方向，同红四方面军原来制定的川陕甘计划有相近之处，只是着眼点不同。红四方面军更重视从已有根据地向外扩展，中央则希望进入西北，寻找新的战略支点。
有意思的是，徐向前并不愿意看到两军分裂。他赞成北上，却希望用较为缓和的方式解决分歧。中央红军单独北上后，前线一度有人打电话请示是否拦截，陈昌浩拿着电话询问徐向前意见。
徐向前的回答很明确：“哪里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随后，他要求部队听从指挥，不得开火。这一决定避免了红军内部发生直接冲突，也保留了日后重新统一行动的可能。
北上方针的更深层依据，还在于当时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不断加深，华北危机日益严重。国民党坚持“攘外必先安内”，同全国要求抗日的情绪形成越来越尖锐的冲突。
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共产党提出北上抗日，既是军事选择，也是政治方向。红军向西南深处移动，能够争取的力量有限；向西北靠近，则更容易接近抗日情绪浓厚的地区，扩大政治影响，寻找新的群众基础。
徐向前晚年说，党的北进方针“不是随心所欲的决定”，而是根据历史环境和党所承担的任务形成的马克思主义方针。后来红四方面军南下受挫，部队在川西遭遇严重困难，他才更加深切地认识到，毛泽东所说“南下是绝路”，并非一句未经推敲的判断。
战略方向，往往不是在地图上挑一条看起来顺眼的路，而是要把敌我力量、群众基础、补给条件和政治形势放在一起衡量。1935年红军面临的北上选择，正是在这样的现实压力下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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