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82年春，北京一户老干部家中，伍修权带着徐和登门看望老战友李满山夫妇。刚进门，李大娘端茶时多看了徐和几眼，忽然笑着问：“老伍，你身边这位，咋不是当年的毓兰啦？”
屋里一下静了。
这句话没有恶意，却把几十年前的人和事，一齐推到了众人面前。伍修权没有回避，只是指着徐和说：“这是徐和，后来和我一起生活的同志。”
徐和也大方，接过话头：“大娘，您还记得毓兰，说明她没有被忘掉。”
一句话落地，原本有些发紧的气氛松了下来。李大娘转身进了厨房，不一会儿拿出一壶酒，说要给张毓兰敬一杯。老战友之间的聚会，往往就是这样，酒还没喝，往事已经摆上了桌。
张毓兰是陕北佳县人，出生于1918年。她没有显赫家世，却有一股不服输的劲头。年轻时参加革命宣传工作，能写，也能讲，面对群众不怯场。那时候的宣传，不是坐在屋里念稿子，而是走村串户，把大道理说成老百姓听得懂的话。
延安时期，边区工作千头万绪，懂文字、能办事的女同志并不多。张毓兰被安排承担文书、邮政等事务，日子过得紧张而充实。伍修权比她年长十岁，两人在工作中逐渐熟悉。两人的生日同为11月26日，战友们曾拿这个巧合打趣，谁也没想到，玩笑后来成了婚姻。
那段婚姻没有多少安稳可言。抗战年代，机关跟着形势转移，物资和药品都十分紧缺。张毓兰既要处理工作，又要照料孩子。1938年女儿出生，1939年儿子出生，后来又添了一个女儿。孩子多，行军路远，家庭从来不是轻松的避风处，而是必须背在身上的责任。
有一次，为了保护干部家属和交通线安全，年幼的孩子被暂时托付给地方同志抚养，并改用了别的名字。对父母来说，这不是普通的寄养，而是一次不能确定归期的分离。孩子年纪太小，甚至未必记得亲生父亲的模样，可组织纪律和战争环境，不允许成年人只按照个人感情行事。
伍修权长期在外工作，张毓兰则承受着家庭与疾病的双重压力。她患有肺结核，那个年代治疗条件有限，营养、药物都难以保证。病情恶化时，她仍惦记丈夫和孩子。据后来流传的回忆，她临终前曾让伍修权坐近一些，想再看他一眼。
1948年，张毓兰病逝。那一年，解放战争正处在关键阶段，许多干部刚刚送别亲人，转身还得投入军事、政务和后勤工作。伍修权把三个孩子交给组织照料，自己继续承担工作。不是没有悲痛，而是没有时间让悲痛停留太久。
李大娘说起这些时，声音明显低了下来：“毓兰那个人，苦日子里都没掉过链子。”
伍修权没有接话，只把酒杯放在桌边。对于他而言，张毓兰并非照片上的一张面孔，而是共同赶路、共同养育孩子、共同熬过艰难岁月的伴侣。很多事情，旁人只看见结果，当事人却记得其中每一个夜晚。
新中国成立后，伍修权的工作更加繁重，家庭却留下了一个现实问题：几个孩子年幼，日常生活需要有人照料。组织上曾关心过他的个人生活，徐和也由此走进他的生活。
徐和是翻译干部，受过较好的教育，工作能力强，性格稳重。她知道伍修权有过一段婚姻，也知道家中有前妻留下的孩子。这样的结合，谈不上轻松，更不是简单的“重新成家”。一个成年人要面对的，是怎样和几个失去母亲的孩子相处，怎样让这个家庭少一些隔阂。
徐和没有把自己摆成谁的替代者。她照料孩子，处理家务，也继续做自己的工作。孩子们对她的称呼逐渐亲近起来，家庭关系是在一日三餐、缝补衣物和接送照看中慢慢建立的，并非一纸婚书就能自动完成。
1951年，伍修权与徐和结婚。后来两人又有了女儿，家中孩子更多了。那个被送走、改过名字的孩子，成年后才与父亲重新相认，仍保留了养育家庭给他的姓氏。特殊年代里，姓名、档案和亲属关系，有时都要服从保密需要，这也是许多革命家庭留下的特殊印记。
有意思的是，老战友们谈起伍修权的第二段婚姻，往往并不把重点放在“换老婆”三个字上。真正值得说的，是徐和能否接住一个已经破碎过的家庭，伍修权又能否在繁忙工作之外，妥善安置对亡妻的怀念与对子女的责任。
李大娘给每个人斟满酒，朝空着的那只酒杯看了一眼。徐和没有多说，只把酒杯往旁边挪了挪，低声道：“这一杯，给毓兰。”
伍修权端起酒杯，停了片刻，才一饮而尽。
临别时，李满山拍着他的肩膀说：“老伙计，哪天带孩子们回来，大家再聚。”
伍修权点头，徐和替他拢了拢衣领。门外风仍然很凉，院里的脚步声渐渐远去。那场被一句玩笑勾起的旧事，也随着酒意沉入了沉默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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