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
“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这番言论自古有之，可要真正实施起来，自古还是很难做到的。在封建时期，一来是上位者权势滔天，难以实施；二来法制不健全，特权阶层掌握立法，司法等；三来是阶层抱团，形成保护网络。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严打，算是打破了这种常规，那个特殊的时代背景之下，在一定程度上真正做到了“平等之法”。
七十年代末，改革开放初期，随着文革遗留乱象叠加大量知青返乡，城镇人口流动快，失业率较高的背景之下，恶性案件，流氓团伙激增，对广大群众的安全和社会秩序造成重大影响。
在这一特殊背景下，最高层决定从重从快处理严重刑事案件，震慑犯罪分子，稳定社会秩序，为之后的改革开放提供良好的环境。
既然要维护法律公平，须做到人人平等，否则难以服众。因此，这一时期起码有4名干部子弟被判处死刑了，他们分别犯了什么罪？
身份最引人关注的是朱国华，他是家中幼子，开国元帅朱老总的孙子，父亲是朱琦。朱老总家风严格，儿子朱琦做的是普通工作，在世时经常教育子孙辈不能搞特权，可谓良苦用心。
起初，朱国华在长辈的教育下，一直循规蹈矩，和普通高干子弟没什么两样。转折是八十年代初，朱国华大学毕业后在天津铁路局工作期间，在社会上结识了一帮地区干部子弟，慢慢走向违法犯罪的道路。
期间，朱国华以帮忙调动工作，请客吃饭等缘由，邀请女孩子来家中玩耍，借机诱骗，玩弄，摧残了很多女孩，一时间闹出了不小的动静。
朱国华本身就犯了罪，恰好遇到严打，被从重处理，1983年被依法判处死刑，同年9月押往刑场执行。
除了朱国华外，还有开国上将陈再道之子陈东平，同样是一位高干子弟。陈东平自由条件优越，父亲忙于工作，家人对孩子溺爱。
早在六十年代，陈东平在“哈军工”学期期间就因思想不断，与敌特联系被开除学籍，下放劳教。陈东平没有长记性，劳教期间没有认真反思，沾染了各种恶习，最终走向不归路。
八十年代，陈东平在洛阳外贸公司工作期间，他与朱国华一样利用身份，以帮忙调动工作等为理由，诱骗、胁迫、摧残了不少女孩。
起初因陈东平身份特殊，很多人不敢举报，严打启动后，随着大量材料指证，他也难逃法网，于1984年被判处死刑，正义得以彰显。
严打期间，上海市发生了一起引人关注的高干子弟犯罪案件，主角是陈小蒙，胡晓阳二人。
陈小蒙，胡晓阳身份特殊 ，一人是时任上海市常委陈其五之子，一人是时任上海市人大主任胡立教养子，父辈是为革命立下大功的老同志。
八十年代，以陈小蒙，胡晓阳等多人为首的团伙中，打着家里长辈的旗号，诱骗女子调动工作、恋爱等名义，欺骗，摧残了几十名妇女，在当时造成了极坏的社会影响。
1986年，在严打这一背景和上级领导的关注下，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审了胡晓阳、陈小蒙等多人，其中陈小蒙，胡晓阳被当场判处死刑，此事上了新闻后引起轰动，众人无不拍手称快。
八十年代严打期间，4名高干子弟被处以极刑，体现了法律平等，对稳定社会治安，震慑犯罪分子起到积极作用，特殊时期下的雷霆手段，为后面改革开放提供良好的环境。
至于杭州轰动一时的开国少将熊应堂之子熊紫平、熊北平案（两熊案），严格意义来说不是八十年代严打案件，早在1979年就公审判决，这一点容易混淆，特此做一个简单说明。
有人说，严打期间有量刑过重和冤假错案，这也是事实。在当时的背景下，出发点是好的，切身维护广大群众的安全和利益，说得通俗一点，治安好了普通人外出工作游玩更安全，这一点就足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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