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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南天门
图 | 微摄
一个54.6岁的“新人”
2024年初,某全国性摄影组织公布了新一批会员名单。
375人,通过率27.02%。数字本身没什么特别——真正让人心里“咯噔”一下的,是新会员的平均年龄:54.6岁。
一个“新人”,已经54岁半了。
往前翻一年,2022年的数据也没好到哪去——447名新会员,平均年龄53.3岁,45岁以下仅占19.2%。再往前,2017年新会员平均年龄52.5岁,45岁以下占比19.3%。
十几年过去了,平均年龄不仅没降,反而涨了5岁。这个国内最具影响力的摄影组织正在以每年半岁的速度“变老”。
该组织现有个人在册会员约2.39万人。2.39万人里,有多少是45岁以下的?没人公布过准确数字。但仅从新增会员的数据看——45岁以下占比长期在20%上下打转——这个比例恐怕不会太好看。
一个成立近70年的全国性专业组织,会员平均年龄在逐年攀升。这不是“老龄化”,这是“加速老龄化”。
吉林蛟河市,一个以农民摄影闻名的地方,有该组织会员6人、省级会员25人,累计60余幅作品在全国赛事中获奖。但调研组的结论是:摄影人才老龄化,年轻梯队人员不足。
某省级摄影组织在2026年的一份工作报告中说得更直白:“精品力作引领力不足、青年人才储备薄弱、新技术融合应用滞后”。
“青年人才储备薄弱”——这是协会自己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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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从未如此繁荣,协会从未如此冷清
你可能会说:摄影协会嘛,本来就是老一辈摄影人的组织,年轻人不感兴趣也正常。
但问题恰恰出在这里:年轻人不是不拍照了,是不在协会里拍照了。
2025年,全球数码相机市场迎来了自2007年以来首次连续两年增长。仅卡片相机销量一年就跳涨29.6%,行业分析一致认为这波复苏归功于年轻买家——Z世代的摄影师正在追逐复古影像风格,构建创意职业生涯。
日本相机与影像产品协会(CIPA)的一项调查显示,21.3%的可换镜头相机用户说摄影是“赋予我生命意义”的爱好;在只使用手机拍照的人群中,这个数字只有4.5%。同一项调查发现,疫情后外出拍摄的意愿反弹最强烈的正是年轻人——39%的青少年和36%的二十多岁受访者表示拍摄动机比过去更强了,比例几乎是全年龄段的两倍。
摄影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普及。2025年,全国有超过3000万人次参与了旅游拍摄消费。手机摄影早已渗透到每一个年轻人的日常——朋友圈、小红书、Instagram,每天有数亿张照片被生产、分享、消费。
但摄影协会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冷清”。
宁波一家摄影社,60多名成员中,60岁以上老人占九成。他们组队奔赴福建霞浦滩涂,装备精良,无人机人手一台。而年轻人的摄影,发生在抖音、B站、小红书上——用手机拍,用手机修,用手机发,全程不需要协会的“指导”和“认证”。
第30届全国摄影艺术展览,来稿总幅数首次超过30万幅——但入展作者平均年龄50.74岁。最年轻的21岁,最年长的76岁。21岁那个年轻人,可能是全场唯一一个不需要老花镜看取景器的。
年轻人的摄影是去中心化的——不需要加入组织,不需要参加比赛,不需要等待审批。社交媒体就是他们的展厅,粉丝就是他们的评委,流量就是他们的奖杯。
而传统摄影协会的运转逻辑,仍然是中心化的——入会要审批(积分达到标准方可提出入会申请),获奖要评审,展览要组织。这套逻辑在数字时代正在面临越来越大的挑战。
全球同此凉热——摄影俱乐部正在消失
这个问题不止中国有。
2026年7月,BBC报道了北爱尔兰贝尔法斯特一家摄影俱乐部的困境。俱乐部主席维托里奥·西尔维斯特里说了一句让人心酸的话:“人数在减少”。这家成立于1906年的俱乐部,会员从70多人掉到了大约30人。没有什么年轻人活跃在俱乐部里。
美国摄影博主乔·埃德尔曼2026年7月写了一篇文章,标题直接得让人不敢直视:“摄影俱乐部和摄影组织正在消失”。
他写道:“几乎没有人走进门。事实是,自2020年疫情以来,许多俱乐部已经消失,更多的俱乐部每年都在因成员老化或离世而关门或陷入沉寂”。
摄影师格林·杜伊斯在同一时期写道:“大多数摄影俱乐部的人口结构牢牢固定在55岁及以上,自疫情以来大多数俱乐部已经萎缩,有几家已经彻底关闭”。
澳大利亚2023年的一份报告估计,全国有超过270家摄影俱乐部和约9500名活跃会员,大多数会员年龄在50岁以上。更广泛的摄影协会中,68%面临增长困境,许多机构年复一年看不到任何新会员。
埃德尔曼把问题放到了更大的背景里看:国际扶轮社在北美的会员从1990年代中期的40多万人降到了大约33万人,40岁以下的会员只占约10%。狮子会、同济会、麋鹿会都在打同一场仗。
这些组织都是由一个“喜欢加入组织”的世代建立和壮大的,而那个世代正在老去,速度远快于被取代的速度。
你的俱乐部不是唯一一个“坏掉”的,你的领导层也不是唯一“失败”的。你只是被一个比摄影更大的文化和人口变迁卷了进去。
一个摄影论坛的用户说得更不留情面:“社区摄影俱乐部是那些几乎完全不感兴趣的老年人聚集的地方,他们曾经假装对摄影感兴趣,但实际上感兴趣的是相机。它们是社交俱乐部,对作为实践艺术形式的摄影几乎没有兴趣。”
话虽刻薄,但戳中了一个核心问题:当摄影从“胶片时代的专业技术”变成“数字时代的全民表达”,传统摄影组织的功能定位就出现了严重错位。
在胶片时代,摄影有技术门槛——冲胶卷、洗照片、调参数,每一步都需要专业知识和设备。协会的价值在于“传授技术、组织活动、建立圈子”。
在数字时代,技术门槛几乎降到了零。一个10岁的孩子用手机就能拍出不错的照片,用APP就能修出想要的效果。当“技术”不再是壁垒,“圈子”的价值就被稀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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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会在努力,但方向对吗?
平心而论,国内最具影响力的摄影组织并非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
近年来,该组织修订完善了个人会员入会细则,加大了对基层一线、青年摄影工作者和新摄影群体的吸纳力度,建立了新摄影群体和工作者数据库,共发展新摄影工作者会员944人,占比27.06%。
27.06%——这个比例说明协会确实在努力拉拢“新人”。但问题是,这个“新人”的定义本身就值得玩味——“新摄影群体和工作者”这个分类,听起来还是更像“传统摄影圈里的新面孔”,而不是“在短视频和社交媒体上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创作者”。
2026年,该组织与某手机品牌启动了“青年摄影家计划”,协会负责提供行业背书、专业指导和展览平台。同一年还举办了第九期中青年摄影人才培训班。协会还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但“高质量发展”这个表述本身,就带着浓重的体制内话语色彩。它指向的是“精品力作”“学术高度”“专业标准”,而这些恰恰是年轻人最不关心的事情。
年轻人关心的不是“质量高不高”,而是“有没有人看”。
一位青年摄影协会的组织者坦言,初创组织面临的挑战很现实:“青年摄影群体流动性强、活动资金有限是普遍痛点”。
流动性强——年轻人换工作、换城市、换兴趣的频率远高于老一辈。让他们像父辈那样“一辈子待在一个协会里”,几乎不可能。
活动资金有限——协会的活动经费大多来自会费、政府补贴和企业赞助。年轻会员缴纳的会费有限,政府补贴倾向于支持“有影响力的”活动,企业赞助更愿意投向“有传播力的”项目。
年轻人没钱,协会没活力——这是一个双向的死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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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境的答案
平均年龄54.6岁的新会员。45岁以下仅占19.2%。90%以上的成员是60岁以上的地方摄影社。2.39万会员里,年轻人屈指可数。
这些数字拼在一起,画面并不好看。
摄影没有死。摄影比任何时候都更活跃。全球相机销量在增长,年轻人的拍摄动机在增强,摄影相关消费在攀升。只是活跃的地方不在协会里——在抖音、在小红书、微摄、在朋友圈、在每一个年轻人的手机相册里。
协会也没有死。它只是老了——老到和它要服务的那个“摄影世界”之间,隔着一道越来越宽的数字鸿沟。
埃德尔曼在文章里说了这么一句话:“俱乐部并没有注定要灭亡。它们只是卖了一种年轻摄影师不想买的体验,同时恰恰坐拥那些摄影师说自己想要的产品”。
年轻人想要什么?他们想要被看见,而不是被评审;想要连接,而不是被管理;想要创作自由,而不是被规范。
摄影协会不会消失——它有体制的支撑,有历史的积淀,有一批忠实的老年会员。但如果不做出真正的改变,它可能会变成一个越来越封闭的“老年摄影俱乐部”,在自娱自乐中慢慢老去。
这不是哪一个人的问题。这是一个行业在数字时代转型的集体困境。
而困境的答案,不在协会的章程里,在年轻人的手机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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