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
1972年8月1日，北京，八一建军节招待会。杨勇和林彬重新出现在公开场合，周围目光复杂，有欢迎，也有审视。对这对刚刚恢复正常生活的夫妇来说，真正的考验并没有结束。
他们后来在沈阳所做的一件小事，反而引起了不小的争议。
几名老干部、老将军的子女，因为家庭受到影响，工作和生活都陷入困境。有人托关系找到杨勇夫妇，希望孩子能到部队当兵。林彬和杨勇没有马上答应，也没有把事情说得轻描淡写，而是了解情况、反复核实，最后尽力为这些年轻人寻找出路。
在那个特殊时期，这样的帮助很容易被扣上“走后门”的帽子。
有些人认为，军队招收人员必须按规定办理，不能因为父辈身份特殊就获得机会。这个说法并非毫无道理。问题在于，历史处境往往比一句“走后门”复杂得多。有的孩子并没有做错任何事，却因为父母受到牵连，连基本的生活和工作都难以维持。
吴晗夫妇去世后，女儿吴晓彦带着年幼弟弟生活艰难。杨勇的女儿京京与她相识，林彬得知情况后，曾提出让吴晓彦姐弟跟随他们前往东北。对一个刚刚恢复名誉、家庭本身仍承受压力的人来说，这不是一句客气话，而是需要承担实际风险的决定。
类似的事情还发生在安子文的女儿安黎身上。安黎被安排到东北偏僻地区，处境并不容易。林彬和杨勇到沈阳后，多方打听她的下落，又亲自出面交涉，设法把她接到身边。之后，林彬继续与有关部门沟通，办理户口和工作关系转移，最终帮助安黎回到北京。
这类帮助，很难用普通的人情往来解释。
当时，一些尚未恢复工作的老同志，其子女在北京无法安排，便希望到部队谋得一份工作。杨勇把其中几人安排到沈阳军区。消息传开后，质疑声随之而来：“杨勇刚恢复工作，就开始替亲友安排岗位，是不是在开后门？”
这句话传到杨勇耳中，他没有回避，也没有把责任推给别人。他的态度很明确：“如果要退，就把我的孩子退回去，那些老同志的孩子不能退。他们需要的是关心，不能再受一次打击。”
这番话的分量，不只在于替几个孩子说情，更在于杨勇把自己家人的利益摆到了同一张桌面上。他并不认为自己有特权，只是觉得不能把无辜子女与父母的问题简单捆绑。
1974年2月，毛泽东谈到群众对“走后门”问题的批评时说：“对来自群众的批评，领导干部首先应当表示欢迎。但是这个问题牵扯到几百万人，开后门来的也有好人，从前门来的也有坏人，需要具体分析，慎重对待。”
这段话没有替所有“后门”现象开脱，重点在于不能只看形式，更要核查具体情况。通过正常程序进入岗位的人，未必品行端正；因特殊原因得到帮助的人，也不能一概认定为坏人。杨勇夫妇面对的，正是这种需要具体分析的现实难题。
有意思的是，杨勇后来调往新疆，林彬并没有继续留在北京享受刚刚恢复的工作。1973年6月，杨勇任新疆军区司令员兼自治区党委第二书记。新疆工作任务繁重，天山公路、南疆铁路等建设需要投入大量精力，他经常深入一线，身体也逐渐吃不消。
经上级批准，林彬辞去恢复不久的工作，前往新疆照料丈夫。她不是没有自己的事业，而是在家庭责任与工作安排之间作出了选择。夫妻二人在乌鲁木齐共同生活，杨勇处理军政事务，林彬料理生活，也尽力让丈夫少一些后顾之忧。
1983年1月6日，杨勇因病逝世，享年69岁。林彬送别丈夫后，并没有长期停留在悲痛之中。中央军委秘书长耿飚提名后，她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军事法院院长，后来又到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任专职委员。
她处理问题的风格，与杨勇颇为相似，重事实，也讲原则。
总参某部门负责人曾驾车撞倒路人，事后没有及时送医，反而以“有急事”为由搪塞。受伤者记下了车辆和驾驶者特征，事情反映到林彬那里后，她组织核查。情况属实后，她在机关党委会上当面批评这名干部，没有因为对方职务较高而留情面。
“干部出了问题，不能拿身份当挡箭牌。”这是她一贯的办事态度。
晚年的林彬生活简朴，却很有自己的性情。她在住处附近种菜，尤其喜欢黄花菜；喜欢穿样式新一些的衣服，也愿意接触电子游戏。有人夸她看起来年轻，她笑着说：“心态要年轻，凡事想开一点，别总把自己当老人。”
2003年，林彬病逝，后与杨勇合葬于八宝山革命公墓。围绕他们夫妇的那场争议，留下的并不是一句简单的“该”或“不该”，而是一道摆在特殊年代面前的现实题目：制度要守，规矩要讲，但面对无辜者的困境，也不能把冷漠误当成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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