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掖贤：赵一曼唯一的儿子，建国后备受照顾，为何在55岁时选择自杀？

1982年8月，北京一处职工住宅内，55岁的陈掖贤被发现自缢身亡。厂里同事因他连续几天没有上班，前往家中查看，没想到看到的却是这位烈士遗孤人生的最后一幕。

现场留下了一封遗书，写给两个女儿。信中没有责怪别人，也没有过多诉说自己的遭遇，只叮嘱女儿好好学习、认真工作，靠自己的能力生活，不要依赖“烈士后代”的身份。

这几句话，和赵一曼当年写给他的遗言，形成了某种迟来的呼应。

1936年，赵一曼在东北被日军杀害，年仅31岁。那时，她的儿子还叫“宁儿”，尚未真正理解母亲是谁，更不知道母亲已经走上了一条无法回头的道路。

赵一曼在遗书中叮嘱儿子，长大后不要忘记母亲是为国牺牲的。遗憾的是，这封信没有及时交到陈掖贤手里。它辗转多年，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终于来到儿子面前。

陈掖贤幼年得到的母亲照片，只有一张。照片里，赵一曼抱着一岁左右的孩子，神情平静。拍完这张照片不久，赵一曼便离开了家庭，投身革命工作。

此后，孩子由伯父陈岳云抚养。伯父并非不疼爱他，可亲情终究无法完全替代父母陪伴。陈掖贤小时候看着同学放学后有父母接送，心里自然会有羡慕，只是这些话很少说出口。

他所不知道的是，母亲在东北使用过化名，外界并没有把那位牺牲的女共产党员，与家乡那个离家多年的赵一曼联系起来。于是，陈掖贤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只知道母亲离开了，却不知道她已经牺牲。

直到新中国成立后，陈掖贤才逐渐弄清身世，也与父亲陈达邦取得联系。当他读到母亲迟来了二十多年的遗书时，情绪彻底失控。那不是普通的家书，而是一个母亲留给孩子的最后教育。

据相关回忆，陈掖贤曾在手臂上刺下“赵一曼”三个字，用这种近乎疼痛的方式纪念母亲。有人劝他：“字可以不刺，母亲也不会忘。”他没有多作解释。对他来说，母亲不是日常生活中的陪伴者，而是从遗书、照片和别人的讲述中一点点拼起来的形象。

与父亲相认后，陈掖贤又遇到了另一种复杂。陈达邦已经有了新的家庭和子女，父子之间虽有血缘，却缺少共同生活形成的熟悉感。走进父亲家门时，他面对的是一个完整而热闹的家庭，而自己更像迟到的客人。

父子二人当然想弥补，可二十多年的空白，并不是几次见面就能填平。陈掖贤后来仍保持着相对独立的生活，逢年过节去探望父亲，却很难像普通父子那样无话不谈。

国家并没有忘记这位烈士后代。新中国成立后，陈掖贤享有烈士家属相关待遇，政府也曾给予照顾。但他对领取抚恤一事十分谨慎，认为母亲为国家牺牲，自己不能把这种牺牲当成个人谋利的凭据。这样的选择，既有自尊，也带着沉重的心理负担。

1955年，陈掖贤大学毕业，被安排到北京工业学院任教。他擅长学术和教学，性格却较为内向，不喜欢应酬。对一个从小缺少家庭陪伴的人来说，稳定的工作本可以成为生活支点，但工作之外的情感世界，仍然不够牢固。

1957年，他与学生张友莲结婚，后来有了女儿。张友莲性格开朗，陈掖贤沉默克制，两人的差异在恋爱时或许能够互相吸引，进入婚姻后却逐渐变成摩擦。

女儿出生后，家庭矛盾不断加剧，夫妻最终办理离婚。婚姻破裂对陈掖贤打击很大，因为他一生缺少家庭，反而比许多人更渴望拥有一个完整的家。

张友莲后来出现精神方面的问题。得知前妻患病，陈掖贤仍前去探望。两人在共同生活时争吵不断，分开后却重新看见了对方的难处。旧日感情没有完全消失，他们后来复婚，并生下第二个女儿。

这段婚姻曾让陈掖贤看到生活重新稳定的可能，但命运并没有因此停手。1966年，父亲陈达邦去世。父子来往并不算密切，可父亲毕竟是他仅有的直系亲人之一。

更令他难以接受的是，陈达邦去世后，社会上曾出现针对他的批评和指责。陈掖贤认为其中有失实之处，便写信为父亲辩护。结果，他的行为又被一些人视为“包庇”。本就敏感的他，逐渐把外界的误解转化成了长期的心理压力。

1969年，北京工业学院等教育单位经历调整，陈掖贤所在学校被撤并，部分教职工转入第六机床厂。一个长期从事教学和学术的人，被放到并不熟悉的生产岗位，适应困难可想而知。

他不善交际，也不擅长为自己辩解。工作上的批评、身份上的尴尬，加上家庭关系的反复，使他越来越少与人往来。熟悉他的人后来回忆，他逐渐把自己关在狭小的生活圈里，只和妻子、女儿保持联系。

八十年代初，张友莲因病去世。这个曾经与他争吵、离婚，又重新走到一起的女人，最终成为他生活中最重要的陪伴者。她离开后，陈掖贤失去了最后一个能够真正交谈的人。

1982年8月，他连续旷工。厂里同事上门时，悲剧已经发生。遗书中，他没有要求女儿替自己讨说法，只留下了关于学习、工作和自立的叮咛，还特别写道，不要因为他的选择而轻视赵一曼。

母亲留下遗书，希望儿子长大成人；儿子临终前留下遗书，希望女儿能够靠自己站稳。两封信之间，隔着几十年，也隔着一个家庭长期缺席所造成的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