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唯一一次记仇：哪怕动用十万部队，也要掘地三尺将对方活捉回来

1949年9月底，江西遂川山区，解放军第425团根据群众提供的线索，终于追上了躲藏多时的肖家璧。这个曾经在井冈山周边横行一时的人物，最终没有死在枪林弹雨中，而是在山民的指认下被押出深山。

消息传到江西省委书记陈正人那里时，他没有立即下令处置，而是先向毛泽东发去电报，请示如何办理。电报很快返回，意思十分明确：交由人民审判。

这句话看似平静，分量却极重。因为肖家璧不是普通的地方武装头目，他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早期的斗争有直接关联，也曾给赣西南群众和红军家属造成严重伤害。

毛泽东一生处理战俘和旧政权人员，往往强调区别对待、争取改造。许多国民党军政人员被俘后，并没有被简单处决，而是经过审查、教育和改造。唯独谈到肖家璧，态度显得格外严厉。民间所谓“毛主席记仇”，并非指个人私怨，而是对血债和历史责任绝不含糊。

肖家璧，1887年出生于江西遂川一个地主家庭。家境优越，又是家中幼子，早年生活相当放纵。后来他到南昌求学，取得了政法方面的学历，但这层学历没有让他成为治理地方的人才，反而成为他进入地方权力圈子的敲门砖。

回到遂川后，肖家璧凭借家庭关系进入地方机构。北洋军阀统治后期，地方治安混乱，乡绅富户纷纷组织团练。肖家璧看准机会，通过活动取得遂川县保安团团总一职，随后不断扩充武装、购置枪械，把原本带有地方治安性质的团练，逐渐变成了听命于自己的私兵。

枪杆子一多，地方上的权力关系便发生了变化。肖家璧以筹款、保护地方为名，向群众摊派钱粮，强行索取财物。交不起的人家，往往遭到威胁和报复。因为手段凶狠，遂川百姓私下称他为“肖屠夫”。

真正改变肖家璧命运的，是1927年的政治巨变。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在各地清查、逮捕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肖家璧此前曾因土地问题被捕，出狱后却被地方反动势力重新启用，担任所谓清党组织的职务。

这并不难理解。对当时的国民党地方当局而言，肖家璧虽然粗暴，却有武装、有地方关系，而且与共产党已有冲突。利用这样的人去镇压农民运动，既能借刀杀人，又不用担心他立刻威胁上层权力。

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向井冈山转移。部队经过连续作战，人员和装备都受到损失，遂川一带又是肖家璧的势力范围。趁起义部队疲惫、对当地道路不熟之际，肖家璧的武装发动袭击，给部队造成了伤亡和失散。

那不是一场决定全局的大规模会战，却发生在起义部队最困难的时候。对刚刚经历挫折的红军来说，人员减少、部队被冲散，意味着每一支枪、每一名战士都十分宝贵。毛泽东后来对这段经历记忆深刻，并不只是因为遭遇袭击，更因为肖家璧在遂川周边长期实施的反动统治。

1928年前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逐步建立，国民党军队和地方武装不断采取封锁、搜捕、烧杀等手段。肖家璧控制的保安团，便是其中一股重要力量。他们不仅追捕红军和地方工作人员，也将矛头指向革命者家属与普通群众。

据相关史料记载，陈正人的母亲就死于肖家璧部下之手。为了逼问红军下落，她遭到残酷刑讯，始终没有吐露情报。对陈正人而言，这不是书本上的历史，而是母亲的死亡，是家乡百姓留下的血债。

因此，1949年春夏之交，陈正人奉命前往江西工作时，毛泽东特别交代了肖家璧的问题。据记载，毛泽东对他说过：“这个人一定要捉住，交给人民审判。”这项任务既是清剿残余反动武装的一部分，也带有为苏区群众和革命牺牲者追究责任的意味。

渡江战役后，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迅速瓦解。肖家璧知道自己过去的罪行难以逃脱，便带着残部进入山区，企图凭借复杂地形躲避追捕。他熟悉当地道路，也经营多年，按理说并不容易被迅速发现。

有意思的是，真正打破这层山林屏障的，不是单纯的兵力优势，而是群众提供的情报。遂川一带的百姓对肖家璧积怨已久，解放军进山后，许多人主动说明他的藏身地点、活动路线和部属情况。深山可以藏人，却藏不住一个失去民心的武装头目。

解放军据此逐步缩小包围圈。9月底，肖家璧被捕并押回江西。陈正人没有擅自处理，而是请示中央。毛泽东给出的处理原则很清楚：依法审判，由人民决定。

审判期间，调查人员走访了不少受害群众，核实肖家璧在土地革命时期的活动和罪行。遂川及周边地区有大批群众赶到驻地陈述遭遇，其中既有失去亲人的老人，也有曾被勒索、拘押和殴打的普通百姓。

1949年11月11日，肖家璧被依法判处死刑并执行。那个曾经依靠枪支和暴力控制地方的人，最终在公开审判和群众控诉面前失去了全部伪装。毛泽东所谓“记仇”，落到这件事上，实质是对革命根据地血债的追查，也是新政权建立后对地方恶势力的一次清算。

没有谁能永远躲进山里。肖家璧的结局，早在他把团练变成私军、把权力变成屠刀的那一刻，便已经埋下了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