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巨头深入美国课堂，用免费设备和AI培训“控制”下一代

一所美国学校或许不会让石油公司编写环境课程，也很难接受制药公司培训生物教师。但在计算机课堂里，类似的企业参与早已成为常态：学生使用 Chromebook 和 Google 应用，学习 Apple 的编程语言，教师则在 Microsoft 主导的培训中练习使用 AI。

十余年间，科技企业提供的产品已经成为美国学校的基础设施。它们的影响力也逐渐越过设备和软件，进入教师培训、课程设计、教育标准和政策倡议。免费产品缓解了学校的预算压力，也让企业有机会参与决定学生学习什么、如何学习，以及怎样理解技术。

《纽约时报》记者 Natasha Singer 在 2026 年 8 月 23 日发表的《大型科技公司如何占领美国学校》中，把这种变化称为科技企业对教育“供应链”的全面介入。文章改编自她即将由 W. W. Norton 出版的新书《Coding Kids：大型科技公司重塑公立学校之战》。Singer 为此采访了 100 多名教育界和科技行业人士，并审阅了数百份学校、政府和企业文件。

科技企业确实帮助学校获得了新工具，推动计算机科学教育迅速普及。与此同时，它们也获得了塑造教育议题的机会。今天，曾经用来推广编程课程的路径，正在被复制到 AI 教育中。

教师坐进了科技公司的课堂

2025 年夏天，约 200 名教师来到纽约曼哈顿的一间会议厅，参加一场有关 AI 聊天机器人的培训。

微软团队向教师演示 Copilot，让他们尝试生成家长邮件、调整教案，并根据不同学生的需要设计教学内容。培训中，讲师还播放了一段由 Minecraft Education 制作的儿童 AI 科普视频。画面沿用游戏化叙事，出现了一只可爱的 Minecraft 鸭子。一名讲师告诉现场教师，即使部分儿童年龄太小，暂时不能直接使用 AI，也可以先开始了解这项技术。

这些培训能够帮助教师熟悉新工具。不过 Singer 发现，它们与制药公司面向医生举办的药品讲座颇为相似：产品提供者同时负责解释产品，很容易把复杂风险压缩成积极、易懂的故事。

长期研究医药企业影响的乔治城大学药理学教授 Adriane Fugh-Berman 将这种关系概括为：企业会资助有利于企业自身的项目。培训未必只是广告，但培训者选择展示什么、略过什么，往往决定了参与者最先看到的技术图景。

微软培训结束后的第二天，美国教师联合会（American Federation of Teachers，AFT）宣布成立国家 AI 教学学院。根据 AFT 与合作企业公布的信息，这个项目由微软、OpenAI 和 Anthropic 提供总计 2,300 万美元的资金及资源支持，计划在 5 年内培训 40 万名教师，约占美国教师队伍的 10%，预计覆盖 720 万名学生。

（来源：Business Model Analyst）

AFT 拥有约 180 万名会员。其主席 Randi Weingarten 表示，这项合作可以帮助教师安全、谨慎并合乎伦理地使用 AI，也能让教育工作者参与产品开发，而不只是被动接受企业交付的工具。

AFT 强调，学院由工会主导，教师将参与设计课程、测试工具和提出问题；工会不为特定公司背书，并将隐私保护列为合作中的必要条件。

资金来源依然引发了利益冲突的质疑。教师组织需要防范 AI 对学生、教学和教师职业造成的风险，培训资源却来自希望扩大 AI 使用范围的企业。Weingarten 也承认，企业追求利润，工会关注学生、家庭和公共教育，双方的目标存在根本差异。

（来源：美国教师联合会 AFT）

新泽西城市大学荣休教授 Lois Weiner 担心，工会高估了自己影响科技公司的能力。她对 Singer 说：“我们没有坐在桌边。我们就是那顿饭。”

科技公司也有自己的解释。Microsoft 总裁 Brad Smith 认为，企业介入教育，很大程度上源于公共学校缺少教授新技术所需的资金和能力。私人部门的公益投入填补了公共部门留下的缺口。他同时承认，这种局面并不理想，也不该成为公共教育正常运转的方式。

这正是问题复杂之处。企业的帮助可以是真实的，长期商业利益同样存在。对预算紧张的公立学校而言，拒绝设备、软件和教师培训并不现实；但当同一家公司既提供工具，又参与解释工具、设计课程和定义未来技能，学校就很难把产品教育与公共教育彻底分开。

免费工具进入学校，品牌留下来

教师培训只是科技公司进入教育体系的一环。

美国学校使用的电脑和平板、操作系统、设备管理程序、文档工具、数据分析软件和师生沟通平台，大量来自少数科技企业。企业还会资助调查和研究报告，赞助教师协会、工会与家长组织，并参与课程标准和相关政策的讨论。

产品与课程之间的联系也越来越紧密。Apple 提供以 Swift 编程语言为基础的大学先修计算机课程，学生学习后可以用它开发 iPhone 应用。Microsoft 则把 Minecraft Education 引入计算机科学课程。

这些课程可能具备教学价值，但它们也把企业产品带进了知识体系。美国中小学很少出现围绕军工企业产品设计的物理课程，或者以制药公司产品为中心的生物课程。在计算机教育中，企业品牌与基础课程的结合却很少受到同等程度的质疑。

Google 的扩张更能说明免费产品如何形成长期生态。

2010 年代初期，Google 通过“Gone Google”宣传活动，推动学校和大学从收费较高的传统软件转向免费的 Gmail、在线文档等应用。价格相对较低、便于统一管理的 Chromebook 随后迅速进入美国中小学。根据 Futuresource Consulting 的数据，2025 年，Chromebook 占美国学校移动设备出货量的 59%。

免费软件和低价设备缓解了学校的预算压力，也降低了数字工具的使用门槛。一旦师生开始围绕 Google 账户、Chrome 浏览器、云端文档和课堂平台组织教学，学校更换系统的成本便会不断增加。

这并不意味着 Google 直接利用教育账户投放广告。更长远的商业价值来自习惯和生态：学生从小熟悉一套产品，离开学校后更可能继续使用；教师和管理者围绕同一平台建立工作流程，也更难轻易迁移。

Google 还把品牌直接写入学习活动。2017 年，该公司推出“创建自己的 Google 标志”编程练习，让学生通过代码控制 Google 标志中的字母变色、旋转和跳动。课程可以激发学生对编程的兴趣，也让儿童在练习代码的同时反复接触企业标志。

另一套名为“成为互联网小能手”的课程，则教授网络安全、隐私保护和数字礼仪。这些内容具有现实价值，也把 Google 塑造成友善、可靠的隐私保护者。

企业形象与商业记录之间并不总是一致。2019 年，Google 和 YouTube 支付 1.7 亿美元，与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及纽约州检察长达成和解。监管机构指控 YouTube 未经家长同意，从面向儿童的频道观众那里收集个人信息，并将其用于行为广告。

学校采购技术产品时，关注的也不应只有隐私。过去十年，美国学校在电脑和教育软件上投入了数百亿美元，但现有证据尚不足以证明，设备和学习应用能够普遍、显著地改善学生成绩。技术的实际效果取决于学生年龄、使用时间、课程设计和教师如何组织教学，单纯增加屏幕数量很难自动提高学习质量。

一些学校已经开始收缩低龄学生的设备使用。洛杉矶联合学区决定，从 2026—2027 学年起，不再让学前班至一年级学生常规使用学校配发的 iPad 和 Chromebook，并限制高年级学生的课堂屏幕时间。

10 年前，学校担心不给每个学生配备电脑，就无法让他们为未来做好准备。现在，一部分家长和教师开始追问，当设备进入每一张课桌后，学校究竟获得了什么，又失去了什么。

从“人人学编程”到“人人学 AI”

科技公司影响课程的路径，可以追溯至上一轮“人人学编程”热潮。

2011 年，时任 Google 执行董事长 Eric Schmidt 批评英国学校忽视计算机科学，认为这将削弱英国的全球竞争力。次年，Microsoft 也警告美国缺少软件工程师，把人才短缺部分归因于高中计算机课程不足。

2013 年，非营利机构 Code.org 发布了一段由比尔·盖茨、马克·扎克伯格等人出镜的视频，把编程塑造成一项能够通往高薪工作和创新产业的技能。这段视频迅速传播，推动计算机科学教育进入更多美国学校。

在微软、Google 等企业的资金和专业支持下，Code.org 游说各州增加计算机科学课程，推动部分州将相关课程纳入高中毕业要求。编程教育由此迅速普及，许多学生也从中学习了逻辑、抽象思维和解决问题的方法。

但课程较少引导学生讨论科技产业的另一面：平台垄断、数据收集、算法偏见、劳动岗位变化，以及技术公司应当承担什么社会责任。学生学习如何制造产品，却不一定学习如何理解产品背后的权力关系。

支撑“人人学编程”的就业叙事如今也发生了变化。科技公司一面利用 AI 生成代码，一面削减部分岗位。计算机专业毕业生面临更激烈的就业竞争，一些过去需要专业程序员完成的工作，也开始由没有编程背景的人借助 AI 工具完成。

图｜2026 年，Code.org 更名为 CodeAI（来源：CodeAI 官网）

2026 年，Code.org 更名为 CodeAI，课程重心随之转向人工智能。该机构称，计算机科学仍是理解 AI 的基础，但学校也需要让学生掌握 AI 知识。

名称变化不等于过去的计算机教育失去了价值。它显示出一个更现实的问题：学校里的“未来技能”经常追随科技产业的投资方向。十多年前，企业需要更多程序员，编程被描述为学生不能错过的能力；今天，产业把资金投入生成式 AI，学校又被要求迅速为 AI 做好准备。

学会使用，也要学会追问

这一次，教育界的反应更加谨慎。

Weingarten 支持教师接受 AI 培训，但随后主张小学暂缓让学生直接使用 AI。越来越多教师、家长和研究人员认为，在教育效果尚未得到充分验证时，学校不应再次把一种新产品包装成不可错过的未来工具。

部分教育工作者开始推动“技术公民教育”。这种方式不只教学生写代码或操作 AI，还要求他们理解技术怎样影响个人、家庭和社会，以及企业在其中扮演什么角色。

Singer 在奥克兰 Edna Brewer 中学旁听了数学教师 Alicia Streight 的课程。除了传统数学内容，Streight 还让学生分析社交媒体网红如何利用统计数据传播误导性信息。她开设了一门每周一次的课程，与学生讨论 TikTok、人造肉和 ChatGPT。

学生需要追问：技术从哪里来？谁在开发？谁从中获利？谁得到了好处？它将怎样影响自己和家人？10 年后又会产生什么后果？

这些问题不会替代编程、数学或 AI 操作训练，却能帮助学生建立更持久的判断能力。工具会不断更新，学校很难准确预测学生成年后使用哪一种软件；理解利益、风险和权力的能力，过时得慢得多。

公共学校没有必要拒绝企业技术。资金不足的学校需要设备和专业培训，教师也需要了解学生已经广泛使用的 AI 工具。更重要的是划清边界：企业可以提供产品和资源，但课程目标、风险说明和教育标准仍应由公共教育体系独立决定。

当下一批教师再次坐进企业安排的培训室时，他们需要掌握的，不只是如何向聊天机器人提问，也包括谁在设计这门课。

参考资料

1.https://www.nytimes.com/2026/08/23/business/schools-big-tech-google-microsoft.html

2.https://en.sedaily.com/international/2026/08/25/big-tech-pushes-deeper-into-us-schools-with-free-devices

3.https://businessmodelanalyst.com/big-tech-schools-ai-teacher-training-economics/

运营/排版：何晨龙

注：封面/首图由 AI 辅助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