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美国记者去世，毛主席发来唁电，周总理为他举行追悼会，他是谁？

1973年10月，北京大学未名湖畔，埃德加·斯诺的部分骨灰安葬在一片松柏之间。墓碑上刻着“中国人民的美国朋友埃德加·斯诺之墓”。这位美国记者已经离世一年多，但他的名字，仍与中国革命最艰难的岁月紧紧连在一起。

斯诺并不是凭借一场轰动采访成名的普通记者。他真正留下分量，是因为在国民党严密封锁陕北的情况下，他亲自走进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把外界几乎一无所知的红军和中共领导人，介绍给了全世界。

1936年夏天，西安局势紧张。斯诺带着摄影器材和采访计划来到这里，准备前往陕北。他要去的地方，在南京政府的宣传中充满神秘色彩，那里的人被称为“赤匪”，外国记者很难接近。

帮助他解决进陕北问题的，是地下工作者董健吾。两人此前通过特殊方式取得联系，董健吾拿出半张明信片，斯诺也取出另一半。两张纸片拼在一起，身份才真正得到确认。

董健吾曾设法联系张学良，希望借助飞机护送斯诺，但因飞行员和行动安全等问题，这个方案没有实现。后来，在地下组织安排下，斯诺乘坐一辆军用卡车，绕过层层盘查，向陕北方向前进。

临行前，董健吾对他说：“祝你一路平安。”

斯诺握住他的手回答：“我一定要到延安去。”

这次出发，改变了斯诺的一生，也改变了许多外国人认识中国革命的方式。

1936年7月，斯诺抵达陕北苏区。7月9日，他在安塞白家坪见到周恩来。周恩来早已收到有关他的电报，接待安排细致而周到，却没有把采访变成一场被动的宣传。

周恩来给斯诺列出一份行程建议，涉及交通、采访对象和考察地点，同时明确告诉他，记者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行动。周恩来还为他准备了一匹马，因为当时陕北交通极为困难，许多地方只能骑马或步行抵达。

斯诺后来发现，周恩来与国民党宣传中的形象完全不同。他会讲流利英语，谈话有条理，既熟悉国际政治，也了解红军基层情况。两人连续交谈，话题涉及第一次国共合作、江西苏区、长征以及抗日问题。

有意思的是，斯诺看到的周恩来，并不是站在礼堂中央、被众人簇拥的“神秘领袖”，而是一位穿着旧棉衣、骑马奔波、亲自安排接待工作的中共领导人。这种反差，给他留下了极深印象。

几天后，斯诺前往保安，也就是当时中共中央所在地。毛泽东第一次见他时，只是在招待所短暂问候，没有马上开始正式谈话。毛泽东让他先熟悉环境，随后便走到街上，与农民和战士交谈。

这一幕让斯诺颇为意外。一个被南京政府悬赏的重要人物，竟然可以穿着普通军装，在窑洞和土路之间自由行走。他没有卫队簇拥，也没有刻意制造威严，生活状态与身边的干部、士兵相差不大。

7月15日，斯诺开始在毛泽东的窑洞里进行深入采访。窑洞中的陈设十分简单，一张地图、一张桌子、几件生活用品，便构成了这位中共领导人的主要工作环境。

谈话往往持续到深夜。毛泽东谈红军长征，也谈日本侵略、国共关系、联合政府和国际局势；斯诺则不断追问，记录细节。他发现，尽管保安被封锁在陕北一隅，毛泽东对国内外形势仍有相当了解。

采访并非一问一答的机械记录。毛泽东常常从一个具体问题谈到中国社会结构，再谈到革命道路和民族战争。斯诺所接触到的，是一套正在形成的政治判断，也是一个组织如何在极端困难条件下维持运转的真实现场。

斯诺还拍下了那张后来广为人知的照片。毛泽东原本戴着一顶褪色的旧军帽，斯诺觉得照片效果不理想，便请他换一顶。合适的帽子一时找不到，毛泽东最后戴上了斯诺的帽子，面对镜头留下影像。

拍摄结束后，毛泽东又把帽子戴到斯诺头上。这个细节没有复杂仪式，却成为两人交往中颇具象征意味的一幕。那顶红星八角帽，后来被斯诺一直珍藏。

斯诺在陕北停留约92天，走访红军部队、学校、医院和农村，采访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人，也接触了普通战士和当地群众。他没有只记录领导人的讲话，还注意军队纪律、识字教育、妇女工作和根据地生活。

返回北平时，他把大量笔记、照片和底片藏在行李中。途中装有资料的包裹一度被误放到军火库附近，斯诺费了很大周折才找回。若这些材料遗失，外界对陕北红军的第一手认识，势必会出现巨大空缺。

1937年，《红星照耀中国》在英国出版。由于当时的政治环境，中文版本后来以《西行漫记》之名在国内流传。书中没有把红军写成遥远的符号，而是写出了他们的生活、谈话、训练、缺衣少粮以及对战争的判断。

斯诺的报道也配合照片和影像传播，使毛泽东等人的形象第一次较完整地出现在国际舆论中。北平学生通过他的文章和演讲了解延安，不少人由此走上抗日救亡道路。斯诺本人因此受到国民党方面的警惕，但他仍持续发表有关中国的报道。

此后，他多次访问中国。1960年，毛泽东在会见斯诺时曾说：“你是我的挚友，我从没有骗过你，你也从没有骗过我。”这句话，既是对私人友谊的评价，也说明毛泽东认可斯诺在报道中的基本立场：亲近中国，但不放弃记者对事实的观察。

1971年底，斯诺被诊断出患有胰腺癌。1972年1月，他接受手术，毛泽东和周恩来得知消息后，曾准备接他到北京治疗，并派出医疗人员前往瑞士。遗憾的是，斯诺病情已重，身体无法承受长途旅行。

他向中国方面转达谢意，表示自己热爱中国，却不愿以重病之身给中国增添负担。1972年2月15日，斯诺在瑞士逝世，终年66岁。

毛泽东、周恩来、邓颖超和宋庆龄等先后发去唁电。2月19日，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追悼活动，周恩来亲自主持。斯诺遗嘱中写道，希望死后有一部分留在中国，像他生前一样。

1973年，他的部分骨灰安葬于北京大学未名湖畔。斯诺家人后来将那顶珍藏多年的红星八角帽交还中国。帽子上留下的，不只是一次拍摄的痕迹，也保存着1936年陕北窑洞里，那段由采访开始、最终延续数十年的特殊友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