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终于说了句公道话：电商和实体，根本不是二选一的事

杭州四季青服装市场，凌晨四点。做了二十年女装批发生意的王桂英拉开卷闸门，把昨晚刚到的新款一件件挂上货架。

隔壁的档口还关着，整个市场空荡荡的，只有保洁阿姨的拖把声在走廊里回响。二十年前，这个时间点的四季青已经人挤人，拿货的老板们扛着黑塑料袋在人群里穿梭，那是实体经济最鲜活的心跳。

如今，王桂英的档口一半的货走直播电商，一半走线下批发。她自己也搞不清算是电商人还是实体人。就在几天前，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针对"电商冲击实体"的争议定调——不能简单搞"二选一"。王桂英刷到这条新闻时，正在给直播间的粉丝展示一条新到的连衣裙。她顺手点了个赞，心想：总算有人说句公道话了。

很多人把人民日报的定调解读为"选边站"——要么挺电商，要么扶实体。这是典型的表层认知。如果把视野拉长到建国七十多年的商业流通史，你会发现，这根本不是选边站的问题，而是一次深刻的纠偏：纠正"零和博弈"的思维误区，推动线上线下走向融合，最终实现效率与公平的再平衡。

要理解今天的电商与实体之争，必须回到七十年前。

1953年，中国开始实行统购统销制度，渠道权力完全掌握在国家手中。王桂英的母亲当年就在供销社当售货员，那是个令人羡慕的职业，手里握着商品分配的权力。

改革开放以后，百货商场崛起。北京王府井、上海第一百货，这些名字就是城市的商业地标。渠道权力从国家转移到了商场手中，谁能拿到一个柜台，谁就能赚钱。

1990年代，连锁超市爆发。沃尔玛、家乐福进入中国，国内的华联、联华迅速扩张。超市的出现第一次让消费者感受到了"自选"的快感——不用再隔着柜台说话，想买什么自己拿。渠道权力又从商场转移到了超市手中，供应商想进店，得交进场费、条码费、堆头费，各种费用名目繁多。

然后就是2010年代的电商平台横扫。淘宝、京东、拼多多先后崛起，渠道权力彻底转移到了线上。王桂英记得很清楚，2015年是四季青生意最好的一年，也是转折点——那一年，直播电商开始萌芽，很多拿货的小店主不来市场了，在手机上就能看款下单。

黄奇帆在一次演讲中说过："平台经济不是要不要发展的问题，而是如何规范发展的问题。"这位对数字经济有深入研究的学者型官员，在多个场合强调，平台经济是生产力新的组织方式，是经济发展新动能，同时也带来了垄断、不公平竞争等新问题。

七十年的渠道变迁史，本质上是一部"渠道权力"不断转移的历史。每一次转移，都伴随着效率的巨大提升——从统购统销到百货商场，选择多了；从百货商场到连锁超市，价格低了；从连锁超市到电商平台，品类全了、方便了。

但每一次转移，也都伴随着旧业态的阵痛和新问题的产生。供销社时代没有选择自由，百货商场时代价格不透明，超市时代进场费推高成本，电商时代则出现了"二选一"、大数据杀熟、假冒伪劣等新问题。

历史的规律很清晰：渠道权力的转移从来不是非此即彼的替代，而是螺旋上升的融合。供销社没有完全消失，百货商场依然存在，连锁超市也活得好好的——它们只是不再是渠道的中心，而是变成了多元渠道中的一环。

人民日报的定调，表面看是一篇评论，背后是三层政策深意的层层递进。

第一层是纠偏。纠正"电商打倒实体"的简单化叙事，避免舆论走向极端。

过去几年，"电商害死实体"的说法在网上很有市场。开实体店的老板抱怨租金贵、客流少，把账都算在电商头上。但真实的数据是怎样的？2025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超过50万亿元，其中网上零售额占比约28%。也就是说，超过七成的消费仍然发生在线下。

对王桂英这样的小商家来说，账算得更清楚。她的档口一年租金30万，线下批发一年能做200万的生意，毛利大约60万。直播电商这边，雇了两个主播、一个运营，一年人工成本40万，线上一年能做300万的生意，毛利大约45万。两边加起来，一年毛利105万，去掉租金和人工，净赚35万。如果只做线下，去掉租金只能赚30万。如果只做线上，去掉人工只能赚5万。

"线上线下都得做，偏废哪一边都活不好。"王桂英的话很朴素，却道出了零售的真相。电商和实体不是零和博弈，而是互补关系。政策要纠偏的，就是那种非黑即白的极端思维。

第二层是引导。推动线上线下融合，鼓励实体数字化转型。

黄奇帆曾提出，平台经济要健康发展，关键在于处理好五个关系，其中"效率和公平的关系"直指当下电商与实体矛盾的核心。

电商的效率是毋庸置疑的——一个直播间一晚上能卖几万单，这是实体门店想都不敢想的效率。但效率背后的公平问题也不容忽视：平台靠流量分配权掌握着商家的生死，大数据杀熟让消费者买得越来越贵，假冒伪劣冲击正规品牌。

政策的引导方向很明确：不是要打压电商的效率，而是要补上公平的短板。让实体商家也能享受到数字经济的红利，让消费者既能享受电商的便利，也能享受实体的体验。线上线下融合，才是未来零售的真正方向。

第三层是规范。对平台的"二选一"、大数据杀熟等行为继续强化监管。

2020年底以来，平台经济反垄断持续推进。从对阿里巴巴的182亿元罚款，到对美团的34亿元罚款，监管力度前所未有。很多人以为反垄断就是"打压平台"，这是误读。

反垄断的本质，是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平台经济具有天然的规模效应和网络效应，很容易形成"赢家通吃"的格局。如果不加监管，大平台可以利用市场支配地位排挤对手、压榨供应商、剥削消费者，最终损害整个社会的福利。

人民日报的定调，不是说监管要松了，而是说监管的方向更清晰了——既要反对平台利用垄断地位搞不公平竞争，也要反对把实体的困境全部归咎于电商的片面认知。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

站在宏观经济的视角，电商与实体的关系，本质上是效率与公平的关系。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中国经济的主旋律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电商的崛起，就是效率优先的典型产物——用最低的成本、最快的速度，把商品送到消费者手中。这个过程中，确实有一部分实体商家被淘汰了，但整体社会福利是提升的。

但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公平的权重就会上升。如果效率的提升是以大量中小商家倒闭、贫富差距扩大为代价，那这种效率就是不可持续的。政策的调整，本质上是在效率和公平之间找新的平衡点。

这个平衡点在哪里？就在线上线下的融合之中。

王桂英的生意就是最好的例子。她用线下档口做展示和仓储，用线上直播做销售和引流。新款先在线下档口试卖，卖得好的款再拿到直播间推爆。线下的老客户可以在线上下单，线上的粉丝可以来线下看货。两边不是竞争关系，而是互相赋能。

放眼整个行业，这种融合趋势越来越明显。京东开了京东之家、七鲜超市，阿里有银泰百货、盒马鲜生，拼多多也在布局线下零售。线上平台往线下走，线下实体往线上走，中间的界线越来越模糊。

黄奇帆说过："数字经济时代，没有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的区别，只有数字化和不数字化的区别。"这句话放在零售行业同样适用——未来没有电商和实体的区别，只有数字化和不数字化的零售企业的区别。

从更深层来看，这次政策定调也是中国经济转型的一个缩影。过去四十年，我们追求的是"更快"——更快的增长、更快的扩张、更快的迭代。未来四十年，我们追求的是"更好"——更好的质量、更好的结构、更好的分配。

凌晨五点，四季青的档口陆续开门了。王桂英把直播间的灯光打开，准备开始今天的第一场直播。手机屏幕里，已经有几百个粉丝在等着了。档口外，拿货的客商也渐渐多了起来，熟悉的喧闹声正在回来。

王桂英一边整理衣服，一边跟粉丝打招呼。她身后的货架上，挂着各色各样的新款女装，每一件都挂着两个价签——一个是批发价，一个是直播价。对她来说，线上线下早已不是二选一的选择题，而是缺一不可的左右手。

这就是中国零售最真实的样子——没有谁打倒谁，只有谁先拥抱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