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友林教授：四十载奔走，只为让最偏远地区的女孩，也能拥有一个没有宫颈癌的未来

2026年8月9日，第七届“泰山奖”在上海揭晓。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特聘教授乔友林，获得了公共服务奖。

颁奖词这样写道：“以科学与良知，为消除宫颈癌、守护中国妇女健康作出卓越贡献。”

对于医学领域而言，这并非一则令人意外的新闻。乔友林教授曾获得诸多荣誉与头衔，其中不乏国际学术界的顶级认可。他是世界卫生组织（WHO）总干事癌症防治专家组成员中唯一的中国籍成员，同时担任WHO免疫战略咨询专家组(SAGE) - HPV工作组专家、全球消除宫颈癌专家组成员。2011年，WHO国际癌症研究署（IARC）授予他癌症研究杰出贡献奖章——该奖项由全球资深科学家提名、投票产生，每年仅1至2人，他是该奖项设立33年来迄今唯一获此殊荣的中国科学家。

然而，泰山奖公共服务奖除了表彰获奖者对医学科学的贡献，更是对另一件事的确认：他把科学送到了最需要它的人手里。

他不出门诊，不做手术，不开刀。他的“处方”是疫苗和筛查及早诊早治，他的“手术室”是山西襄垣的县医院、青藏高原的牧区、新疆喀什的乡镇卫生院。四十年里，他一次次走向中国最偏远、最贫穷的地方——不是仅去调研，是去扎根。泰山奖致敬的，是他四十年如一日践行同一件事：让科学抵达最需要它的人。

无数科学家在实验室里完成了“从0到1”的突破——发现病因、证明关联、验证方法。乔友林教授走完了更艰难的另一程：他把这些已经被验证的科学工具，包括筛查方法、HPV疫苗，以及为低卫生资源地区量身定制的适宜方案，一次又一次地送进那些最容易被遗忘的角落。在公共卫生领域，后者的难度与前者旗鼓相当，却很少被看见。泰山奖看见了。

一个不想只救一个人的人

1970年代初，16岁的乔友林就读于重庆29中长寿战备高中分校。学校条件简陋，体育课只能在水库里上。一次游泳课上，他的同学王文忠意外溺水，沉入湖底。乔友林潜入水底，将人救了上来。

但现场无人懂得人工呼吸和胸外按压。有人甚至建议把溺水者放到牛背上，靠腹部挤压把水压出来。他们最后拦了一辆运煤卡车赶往县医院，但为时已晚。一个被他费尽周折从水底救上来、还有心跳的同学，最终却死在了岸上。只因当时他们之中没人知道，溺水的人救上岸后究竟该做什么。

图：乔友林就读于重庆29中时，出席涪陵地区知青先进代表大会留影

多年后回忆起这件事，乔友林教授感慨：如果当时有人懂人工呼吸，结局可能完全不同。这次经历在他心里埋下了一颗种子，他开始意识到，个体的努力如果得不到系统能力的支撑，终究是有限的。他后来在宫颈癌流行病学、筛查、早诊早治、HPV疫苗推广以及适宜低资源地区使用的检测技术研发等领域的工作，很大程度上都可以回溯到那个追问：如何让一个系统具备覆盖所有人的能力。

文革结束后，乔友林报考了四川医学院，最终被录取到了四川医学院公共卫生系（现四川大学华西公共卫生学院）。他当时并不情愿，但老师的一句话改变了他的选择：“临床一次救一个人，公共卫生可以救一群人。”这句话穿过时光，精准地击中了他在水库边留下的那个困惑——

当年那个悲剧并非某个人的责任，而是整个环境缺乏急救能力的后果。而公共卫生要做的，正是改变这种“环境”。从那以后，他的志向从“治疗”转向了“预防”，虽然不再直接面对病人，但覆盖的人群要广阔得多。

大学毕业后，他又考入大连医学院攻读医学硕士。时间来到1997年。彼时，已取得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理学博士学位（PhD）、并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国家癌症研究所工作的乔友林得知，中国医学科学院赴美招聘“跨世纪学科带头人”。他报了名，虽然他在美国已有稳定的工作和清晰的职业前景，但还是决定回国。“学了十八般武艺，总得找个舞台比试比试。”

回国后的现实并不宽裕，启动经费只有1万元，团队中最高学历仅为本科。乔友林教授需要找一个地方开始自己的研究。于是，他把目光投向了农村。

图：乔友林教授在河南省林县食管癌高发现场

这个选择并非一时冲动。1970年代中，他高中毕业后曾作为知青在四川涪陵垫江县插队，任大队会计。那段经历让他知道村干部怎样做工作，知道农民为什么会对一项免费检查心存疑虑，知道一项国家政策到了乡村又会经历怎样的变形……他比大多数科研人员更清楚一件事：如果想改变中国农村女性的命运，就必须走进她们的村子。

于是，他去了山西襄垣——那个宫颈癌死亡率一度高达全国平均水平8倍的贫困县。刚回国没有申请到研究资金，他便带着从国际申请到的研究经费走进了中国农村最真实的现场。而正是在那里，乔友林教授找到了自己将奉献一生的“战场”。

让科学抵达更偏远的地方

1998年，乔友林教授来到山西襄垣。经费有限，团队人员住不起旅馆，就睡在县妇幼保健院的空置病房里，乔友林教授住院长办公室，同行的章主任医师住书记办公室。公共澡堂洗澡，旱厕如厕。回北京没有开启航线，就和进城务工的人们一起挤进“夕发朝至”的长途大巴。

图：2003 年，乔友林教授（左二）在山西襄垣县

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他们对2000名当地女性完成了宫颈癌新型筛查方法的头对头比较研究。结果让所有人意外：HPV检测能发现95.2%的宫颈癌及癌前病变。而传统细胞涂片检查的检出率不足60%。这项研究后来被国际会议选中，乔友林教授获得了EUROGIN国际奖。那笔奖金被他用来补贴了研究经费。

但让乔友林教授印象更深刻的，是一位叫申翠兰的妇女。

她的母亲和姐姐都因宫颈癌早逝。在那个年代，癌症几乎等同于绝症，确诊就意味着被判了死刑。所以当1999年襄垣筛查启动时，36岁的申翠兰开始并不愿参加。她觉得查与不查没有区别，查出来也是死，何必多此一举。但筛查结果出来，她竟然是宫颈癌早期，在及时治疗后得以痊愈。

后来，央视记者采访她，她哽咽着说：我哭姐姐，她不相信科学，拒绝参加筛查。而申翠兰的女儿赶上了后来的国家“两癌”筛查，外孙女则在多年后接种了HPV疫苗。一家四代，三种命运，被同一种疾病串联，也被不同时代的健康服务所改变。这是中国女性健康命运变迁最真实的注脚。

襄垣筛查让乔友林教授看到，早诊早治确实能够挽救生命。但申翠兰母亲和姐姐的悲剧也提醒他：筛查只能解决下游问题——发现病变、阻断癌变。如果能在感染之前就建立防线，根本不需要走到筛查那一步。HPV疫苗，才是上游的答案。

2003年，在盖茨基金会资助下，全球多中心宫颈癌快速筛查技术与预防研究项目启动，目标是研发一种适合发展中国家的HPV检测方法。它必须兼具准确性、快速性和易操作性，同时降低对实验室条件的依赖和使用成本。乔友林教授带领中国团队，与国际合作伙伴在山西襄垣、江西修水、甘肃陇南等高发区率先完成了验证，相关成果发表于《柳叶刀·肿瘤学》。2018年，这项名为careHPV的技术获得WHO资格认证。

它的意义不在于技术本身有多复杂，而在于它的设计目标就是让最不发达地区也能用得上，让偏远地区的基层卫生员都能操作。乔友林教授要的不是“世界上最完美的检测”，而是“世界上资源最匮乏地区也能用的检测”。

这项技术后来走向了南非、乌干达、尼加拉瓜、萨尔瓦多、蒙古国等国家。中国为全球低卫生资源地区提供了一个“用得起、用得上”的解决方案。此外，联合国六种工作语言的智能化阴道镜培训教材也正在实现中。

而乔友林教授的“示范点”，永远选在中国最难的地方。高寒、高海拔、偏远牧区。他和同事们在青藏高原四省、山西、云南、内蒙、新疆等所属县同步推进试点。有人问他为什么专挑这种地方，他的回答很简单：如果这些地方都能做到消除宫颈癌，其他地方就没有理由说做不到。

这就是榜样的力量。

2011年，IARC将“癌症研究杰出贡献奖章”授予乔友林教授。国际同行认可的，不是他某篇论文的影响因子，而是他改变了“谁能够被覆盖”这件事。科学在这里完成了一次转向——从证明“什么是对的”，到抵达“谁能用得上”。

图：2011年，乔友林（左一）教授获得癌症研究杰出贡献奖章

自下而上的“燎原之火”

疫苗获批上市后，如何让适龄女孩真正接种上，是另一个问题。

HPV疫苗在中国内地上市的时间晚，价格也相对较高。进口疫苗2016年才获批，三针高达数千元的费用，多数家庭望而却步。乔友林教授判断，自上而下推动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短期内很难实现。他决定另辟蹊径：“自上往下推太难了，我改自下而上推。”

他把目光投向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那里因宫颈癌疾病负担重，早在2016年就实现了全旗35至64岁妇女免费两癌筛查，财政有底气。更重要的是，他的老搭档段仙芝主任医师在那里深耕多年，与基层卫生系统之间积累了深厚的信任基础。

选定目标地区后，价格成了第一道“硬坎”。乔友林亲自出面搭桥与跨国疫苗企业谈判。几轮交锋后，价格终被压至合理区间。然而，钱的问题刚解决，新的阻力却从内部升起——“北上广深都没动，凭什么我们先做？”质疑声未落，2020年新冠疫情席卷而来，项目在双重夹击下一度搁浅。

关键时刻，准格尔旗分管文教卫生的女副县长张银银站了出来。此前，她多次听过段仙芝关于宫颈癌防治的讲座，深知宫颈癌之痛。“我主管卫生工作十多年，没能早给孩子们提供这项健康服务，觉得欠了她们的。”她拍板先行先试，还把接种范围从初一扩大到高三，覆盖13至18岁全部适龄女孩。对此，乔友林教授给予高度评价。他说，自己见过许多政府官员，张银银让他尤为感动。

图：鄂尔多斯适龄女性接受宫颈癌筛查

2020年8月1日，全国第一针免费HPV疫苗在准格尔旗完成接种。没有媒体，没有仪式，乔友林教授前一晚还在担心会不会被叫停。然而，这一针落下后，国家《健康报》《China Daily》等媒体相继作了正面报道，试点工作获得了更多认可和支持。随后，鄂尔多斯全市推广，适龄女孩首针接种率超过八成。

一颗石子投入水面，涟漪开始扩散。

2021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健康城市“建设、推动健康中国行动创新模式消除宫颈癌试点，15个城市报名参与。广东、海南、福建三省率先在全省推广。截至2023年，已有18个省份启动适龄女孩HPV疫苗免费接种，覆盖超过60%的目标人群。与此同时，国产二价疫苗在集中采购中价格持续下降，2024年山东招标低至27.5元一支，有网友戏称“不足一杯奶茶钱”。纳入国家免疫规划（NIP）最大的成本障碍，就此扫除。

2025年11月10日，国家卫生健康委正式将HPV疫苗纳入NIP，为全国13周岁女孩免费接种国产二价HPV疫苗。从鄂尔多斯的第一针算起，这条路走了五年；从疫苗全球上市算起，则走了二十年。这场自下而上的燎原之火，最终点燃了国家政策层面的行动。

乔友林教授用四个“首次”概括了这一突破的意义：这是2008年以来NIP首次扩容并纳入新疫苗；这是NIP首次纳入以预防癌症为目的的疫苗；这也是首次由地方政府先行先试、最终上升为NIP的政策；首次NIP将接种年龄从0-6扩展到13周岁人群。

每一个“首次”背后，都是一道旧屏障的瓦解。乔友林教授不是“等政策来了再执行”的人，他是先用地方实践证明了可行性，让国家政策有了落地的依据和底气。鄂尔多斯的星星之火，用了五年时间，烧成了燎原之势。

结语：71岁，他还在路上

从山西襄垣的县医院，到WHO的专家席，乔友林教授走了28年。他的贡献早已超出了“科研产出”所能衡量的范畴，也早已超出了“专家”这个称谓所能涵盖的边界——他所改变的，不是某一条技术路径，而是一个国家、乃至几代女性的健康命运。

他身上重叠着三层极少有人同时具备的能力：知青岁月给了他理解基层的耐心，美国十一年的训练给了他顶尖的科研眼光，WHO的专家身份给了他影响全球政策的视野。这三层身份让他在“最缺乏卫生资源的村子”“最前沿的实验室”和“最高的政策制定桌”之间自由穿行——把全球前沿的技术带回到最偏远的地区。

很多人能从“0”创造“1”，但很少有人愿意、并且能够把“1”送到100个、1000个、10000个最需要它的人手里。乔友林教授做到了。

2011年WHO/IARC癌症研究杰出贡献奖章、WHO总干事癌症防治专家组唯一中国籍成员、全球癌症研究人道主义科学家奖，每一个分量都足够重。但乔友林教授做的事情本身就构成了评价的标准——他改变了宫颈癌在中国乃至全球低卫生资源地区的防控进程。

他在中国的土地上蹚出了一条路，证明了消除宫颈癌不需要等到经济条件完全成熟，只要有政治意愿、有适宜技术、有组织动员，欠发达地区一样可以做到。“中国经验”因此成为“全球样本”，可供世界参考。

71岁，他早就把研究室的接力棒交给了年轻一代。但他心里还揣着一张国字地图——他一次次走进低卫生资源地区，一个县一个县地寻找答案。他真正担心的不是疫苗接种，是筛查——全国还有许多女性从未做过一次宫颈癌筛查、仍然处于疾病的“盲区”之中。他还在推进更快、更便宜的技术，让宫颈癌筛查“30分钟出结果”成为可能。“消除宫颈癌必须一个人都不少，触及祖国的每一个角落。”

十六岁那年，他从水底救上来一个人，却没能救活。几十年后，他做的所有事，都是在践行保护健康、拯救生命、普度众生！都是在回答同一个问题：如何让更多的人，不必走到需要被拯救的那一步。

专家介绍

乔友林 教授

北京协和医学院

北京协和医学院/群医学及公卫学院 教授/博导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流行病学研究室研究员

WHO全球消除宫颈癌专家组成员

WHO免疫战略咨询专家组（SAGE）HPV工作组专家

国家癌症早诊早治项目(农村)专委会副主任

中华预防医学会慢性病防控国际智库专家

国家卫健委国家健康科普专家库首批专家

北京伍连德公益基金会副会长

中国癌症基金会副秘书长

北京和睦家医疗救助基金会理事

来源：医学论坛网

编辑：梨九

审核：乔友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