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
1990年，张爱萍到原红军骑兵第一团部队视察时，特意问在场官兵：“你们知道我当年打过败仗吗？”这句话并不是临时起意。几十年前的青阳岔战斗，曾让这位年轻指挥员付出惨重代价，也成了他军旅生涯中不愿绕开的一个结。
张爱萍后来成为开国上将，长期参与国防科技和军队建设，性格直率，敢于坚持原则。叶剑英曾评价他“浑身是刺”，说的正是这种不怕得罪人、遇事敢讲真话的脾气。
可在1935年的陕北，他还只是红军队伍里一名不到二十六岁的干部。那时，中央红军经过长征抵达陕北，部队急需恢复和整顿。以陕北地方武装为基础，红军组建了骑兵第一团，作为直属主力使用的机动部队。
这支部队人数不算多，却十分珍贵。骑兵能够快速穿插、侦察和追击，在陕北复杂地形与土匪武装交错的环境下，作用远非普通步兵可比。红军当时物资紧张，能集中马匹、枪械和弹药组建一支成建制骑兵，足见上级对它的重视。
毛泽东没有把这支部队交给一名资历最老的将领，而是选中了张爱萍。张爱萍有文化，办过报刊，也做过情报和地方工作，长征中参加过多次战斗。他还曾向被俘的东北军骑兵了解骑术和骑兵战法，对这种新兵种并不陌生。
更关键的是，他反应快，胆子大，敢于承担责任。这样的干部，适合在变化迅速的战场上独当一面。但胆魄如果没有足够的判断力约束，也可能在关键时刻变成冒进。
骑兵团成立后，张爱萍率部执行过多次任务，行动迅速，打击了陕北一带的多股土匪武装。接连取得胜利，使部队信心高涨，也让这位年轻指挥员逐渐形成了一个危险判断：面对地方武装，红军骑兵占尽优势，乘胜追击应该不会出大问题。
青阳岔战斗，正是在这种心理下发生的。
部队返回驻地途中，当地人员报告有游匪袭击机关并掳走群众。张爱萍立即率主力追击，同时留下一个营负责断后。骑兵连续奔驰，迅速追上敌人，几次交锋后，土匪丢下抢来的物资和人员，仓促逃散。
战斗已经取得阶段性胜利。按理说，部队连续行军作战，应该收拢兵力，查明敌情后再作决定。可被解救的群众要求严惩匪首，许多干部战士也主张乘胜端掉敌巢。一名连级干部提醒：“部队已经疲劳，敌情又不清楚，还是见好就收。”
张爱萍并非没有犹豫。擅自扩大追击，一旦出事，责任必须由他承担。然而，年轻气盛的他看到群众受害，又判断匪巢兵力空虚，最终决定继续进攻。
结果，红军很快攻入敌方营寨。审问俘虏后才知道，匪首张廷芝当时并不在营中，留守者多为老弱人员。这个意外让张爱萍意识到，刚才的胜利并不意味着敌人已经失去反击能力。
更糟糕的是，等待主力归来的留守部队因迟迟不见援军，擅自离开原阵地前来会合。与此同时，张廷芝带人返回，发现营寨被袭后，立即选择道路设伏。双方的行动恰好错开，原本可以依托的阵地，反而成了敌人布置伏击的地点。
红军骑兵回撤至山谷时，两侧突然响起枪声。匪军装备并不差，火力从高处压下，骑兵又受到狭窄地形限制，无法展开冲击。张爱萍的战马中弹倒地，他本人被压在马下，反而躲过了部分射击。战士们冒险将他救出，部队才得以脱离险境。
战后清点，骑兵团三百余名官兵伤亡过半，战马也损失严重。这样一支刚组建不久的精锐部队，竟因一次判断失误遭到重创。败因并不复杂：追击过深，轻视敌人，擅自改变部署，又没有及时掌握留守部队和敌方首领的动向。
张爱萍受到撤职处理。连以上干部会议上，批评声很集中，有人说他轻敌冒进，也有人认为他指挥作风急躁。面对议论，他曾说：“胜败不过兵家常事。”这话本身没有错，可在当时的语境里，听起来却像是在为失误辩解。
几天后，张爱萍被叫到毛泽东住处。毛泽东没有绕弯子，直接问：“听说你打了败仗还不服气？”张爱萍回答：“那是气话。”毛泽东随即指出，胜败乃兵家常事，但不能把这句话当成拒绝检讨的挡箭牌。
这次谈话并不只是追究责任。毛泽东看到了张爱萍的军事才能，也看到了他身上的短处：有战术上的勇气，却还缺少统筹全局的耐心。随后，张爱萍进入红军大学学习，接受系统的军事教育。对一名年轻干部而言，撤职是惩戒，进学校则是给他重新成长的机会。
张爱萍没有把青阳岔之败藏起来。后来，无论在军队工作还是参与国防科技建设，他都反复强调，战史不能只写胜利，失误也必须留下。到原骑兵第一团部队视察时，他还要求把这场战斗写进战史，并留下“戒骄戒躁”四个字。那场败仗，最终成了他亲自提醒后来者的一段军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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