猪的器官能救人命？20年前同行笑他“天方夜谭”，如今中国团队做到了！

记者 王禹涵 王姗姗 吴纯新

　　8月26日，第二届亚洲异种移植大会在四川成都落下帷幕，来自中、美、韩、日等国家的近150位专家学者，围绕免疫排斥、基因编辑、临床转化等关键议题展开研讨。“在异种移植方面，中国应该属于全球第一方阵。”大会联席主席、成都中科奥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科奥格”）董事长潘登科说。

　　就在今年3月，中国科学院院士窦科峰带领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团队开展的“猪肝植入人体突破跨物种器官移植壁垒”研究，入选2025年度“中国科学十大进展”。这一研究首次实现了猪肝植入人体的重大临床突破。

　　这些重大进展的背后，有一个严峻现实——我国每年有约30万终末期肝衰竭患者急需肝移植，但仅有约1万人等到合适的肝源；需要透析的肾病患者超过130万，其中绝大多数人终其一生都无法等到一颗匹配的肾脏。

　　而异种移植则为破解器官短缺困境打开了一扇全新的大门。

　　逐步构建完整的技术链条

　　异种移植，是指将动物器官移植到人体内的前沿医学技术。这条路，从起步便伴随着持续的挫折。

　　异种移植最早的临床尝试可追溯至上个世纪。1964年，美国医生基斯将黑猩猩肾脏移植给肾衰患者，患者术后重返教师岗位，因突发电解质紊乱，存活9个月。1984年，美国医生贝利将狒狒心脏移植给患先心病的女婴，术后第16天患儿出现了心肌损伤，最终存活21天。1992年，美国医生斯塔泽尝试将狒狒肝脏移植给暴发性肝衰患者，患者最终存活70天，死于复合性感染。

　　彼时，科学家寄希望于黑猩猩、狒狒等灵长类动物——它们与人类亲缘最近，器官功能也最为接近。然而，早期临床尝试的接连失败，再加上灵长类动物伦理争议、大规模饲养难度、人畜共患疾病风险等现实问题，让这条路越走越窄。

　　潘登科在异种器官移植供体猪领域深耕了20余年。他告诉记者：“灵长类动物与人类亲缘关系太近，反而存在内源性病毒交叉感染的高风险，这也是学界最终放弃黑猩猩、狒狒作为供体的原因之一。”

　　随后，科学家将目标锁定在猪。这种器官大小与人类接近、繁殖快、病原体跨物种传播风险低的动物，成为国际公认的最佳异种器官来源。2002年，世界首例关键异种抗原敲除（GTKO）基因编辑猪诞生，科学家终于找到了攻克超急性排斥反应的钥匙。

　　但技术突破不等于临床突破。要将一头基因编辑猪的器官安全地移植给人类，还需要回答免疫排斥、凝血紊乱、病毒感染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只能通过在动物实验中反复试错，逐步逼近答案。

　　我国的科研团队，上世纪末便开启了艰辛的攻坚。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院器官移植研究所教授陈刚团队，早在1999年便投身异种移植研究。2019年，团队依托新型基因编辑猪重启试验，却长期无法突破移植肾存活一个月的瓶颈。“我们经历过太多次失败。”陈刚坦言。正是无数次失败，让团队锁定了核心症结——他们发现，常规饲养的家猪普遍携带猪巨细胞病毒，该病毒在猪体内不会引发任何症状，但一旦随器官移植进入人体，便会大幅加速排斥反应，如同在火药桶旁划燃了一根火柴。这一关键发现，成为突破僵局的关键。团队随即培育出巨细胞病毒阴性的基因编辑猪，从源头阻断感染风险。2025年11月，陈刚团队宣布，经过基因编辑的猪肾脏在猕猴体内功能良好，存活时间突破一年。

　　如果说肾脏移植尚且有透析作为“退路”，患者即便等不到肾源，仍可依靠透析维持生命，那么肝脏移植则几乎无路可退。“肝脏承担着代谢、解毒、合成蛋白质、分泌胆汁等数百种功能，是人体当之无愧的‘化工厂’。”西京医院肝胆胰脾外科主任王琳解释道。正因如此，异种肝移植被公认为移植领域的“圣杯”，亦是全球科研人员一直难以逾越的难关。

　　窦科峰团队选择了迎难而上。2013年5月，在西京医院，窦科峰团队联合北京畜牧研究所、四川实验动物研究所，将一头GTKO转基因猪的部分肝脏移植到猴体内。手术中，团队切除了猴的脾脏，将猪肝放入脾窝空出的空间——这是团队独创的脾窝辅助性肝移植术式。这台手术的成功，打开了亚洲异种肝移植的第一道门。

　　此后近十年里，窦科峰带领团队从单器官到多器官，从肝到心脏、肾、角膜、骨骼，反复操练、不断精进。2024年3月，他们迎来里程碑式的突破，成功将一只六基因编辑猪的肝脏移植到脑死亡患者体内。这颗特殊的肝脏在人体内正常工作了10天，分泌胆汁、合成蛋白，未出现明显免疫排斥反应。从猴到人，这一步跨越的意义巨大。

　　十余年间，我国多支核心团队分头攻坚、互为补充，已逐步构建起完整的异种移植技术链条。从术式创新到病毒清除，从供体繁育到临床转化，中国异种移植的拼图正一块块归位，一幅完整的图景正在徐徐展开。

　　从“能做成”到“用得上”尚有距离

　　进入2025年，中国异种移植的突破节奏明显加快。目前全球已完成20余例猪大器官的人体移植，涉及心脏、肾脏、肝脏、肺四大器官，中、美两国研究水平居世界前列。

　　去年3月，窦科峰团队将基因编辑猪肾移植到一位69岁终末期肾病患者体内——这也是亚洲首例、全球第五例活体异种肾移植。直至11月，这颗猪肾工作满261天后被摘除，创下全球第二长猪肾在人体内存活纪录。这颗猪肾在活体人体内不仅“活了下来”，还实实在在地“干起了活”。

　　同一年，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团队将猪左肺移植到一名脑死亡者体内，移植肺维持通气与气体交换功能达9天，属世界首例异种肺移植。

　　随着技术不断突破，一套适配我国临床需求的完整异种移植技术路径逐渐清晰。

　　然而，从“能做成”到“用得上”，仍有相当一段距离需要跨越。

　　这段距离，在技术层面集中体现为三道难题：免疫排斥、凝血紊乱与跨物种感染。任何一道，都足以让整台手术功亏一篑。

　　免疫排斥是横亘在异种移植面前的第一座大山。人体免疫系统如同一支高度警觉的“军队”，任何外来物质都会被识别为“入侵者”并遭到猛烈攻击。层层叠叠的免疫攻击，可在几分钟内让移植器官彻底坏死。即便通过基因编辑敲除了最易诱发剧烈排斥反应的猪基因，仍有大量未知抗原可能触发免疫攻击。2022年全球首例基因编辑猪心脏移植中，抗体介导的排斥反应正是导致器官衰竭的核心原因。

　　凝血紊乱是第二道必须跨越的关卡。猪器官进入人体后，会发生血栓性微血管病和消耗性凝血病，诱发致命的出血或血栓。即便提前清除人体内天然存在的抗猪抗体，也无法完全规避凝血紊乱的发生。

　　跨物种病毒感染是长期萦绕的安全顾虑。科研界一直担忧，猪基因组中潜伏的内源性逆转录病毒会在移植后被“激活”，进而传染给人类。目前主流应对方式有两种：一是筛选完全不携带活性病毒的种猪，从源头杜绝风险；二是通过基因编辑技术直接灭活病毒片段，使其丧失感染能力。目标都是确保“零感染”。

　　即便上述三道难关逐一攻克，长期存活率仍是未知数。目前全球最长存活纪录以月为单位，而临床需要以年为单位。慢性排斥反应、器官功能衰退等问题尚未完全解决，仍需反复试验优化。

　　此外，还有来自认知与伦理层面的难题。窦科峰回忆：“20多年前我初次提出异种移植设想时，同行普遍难以认同，都说猪肝脏怎么能用于人体？”团队申报国家级科研项目时，评审专家也普遍不认可异种移植的可行性，直言研究目标无法落地。“异种移植研究难度极大，对科研人员的身心都是极致考验。”窦科峰曾在日记中这样写道。

　　调研数据显示，七至八成肾病患者愿意接受猪肾移植，但普通民众的整体接纳比例不足六成。患者的迫切与公众的犹疑之间，存在一道显著的认知鸿沟。如何在科学事实与公众情感之间架起桥梁，是异种移植走向临床应用必须面对的社会课题。

　　制度与标准方面的短板同样突出。目前国家相关部门尚未正式批准异种移植临床试验，国内所有异种移植手术仅能以“同情使用”的名义开展，且缺少统一的操作规范与供体检测标准。“只有高校、医院以及生物培育企业深度协同，才能让前沿技术真正惠及千千万万的患者。”潘登科说。

　　蹚出自主可控的创新路径

　　面对重重难关，中国科学家从未止步。“中国方案”的成型，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由供体选育、手术术式、免疫调控、过渡治疗等多个环节的技术突破逐层搭建而成的系统工程。

　　在供体猪选育培育上，我国走出区别于欧美的本土化路线。国外普遍选用大白猪作为供体，是因为其畜牧业体系成熟、早期技术路径依赖，但代价是必须额外编辑生长基因来控制器官大小。我国普遍采用小型猪，则是“因地制宜”——利用中国特有的小型猪资源，天然解决器官尺寸匹配问题，同时具备耐近交、PERV-C阴性、sLAIR-1低表达等多重优势，让基因编辑可以集中在免疫排斥和生物安全等更核心的环节。潘登科表示：“我国培育的六基因编辑巴马猪还可自然繁育，实现稳定量产，大幅压缩培育成本。”

　　潘登科介绍，为保证饲养质量，饲养密度和病原微生物控制都有着极为严格的标准。达标的基因编辑猪将进入超洁净DPF（Designated Pathogen Free，即无指定致病体猪）医用供体猪培育中心进行饲养观察。“DPF的环境有着严苛的标准，医用猪会在超洁净级的环境下进行饲养，空气、饮用水都要进行过滤净化，饲料也需按照国际标准进行辐照处理。”潘登科说，这正是为了确保供体猪出厂时不携带任何可能引发排斥或感染的隐患。

　　在手术术式层面，窦科峰团队与广西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孙煦勇团队两套原创术式分别攻克了肝脏移植与多器官移植的核心痛点。前者首创保留患者自体肝脏的辅助性肝移植术，充分保障移植猪肝的血流供给，降低了手术风险；后者自主研发单切口联合移植技术，仅一处创口即可同步完成肝脏、双侧肾脏原位植入，大幅简化了多器官移植的复杂流程。

　　针对术后免疫排斥这一最大难题，窦科峰团队在抑制免疫攻击和预防术后感染之间找到了平衡点，同步管控补体活化、细胞与体液多重免疫反应，形成标准化术后监护流程。陈刚团队则另辟蹊径，首创实时体内药物浓度监测技术，实现个体化精准给药。打个比方，前者提供的是一套“标准答案”，适用于大多数患者；后者提供的则是“定制方案”，根据每位患者的具体情况量体裁衣。二者互补，共同构成术后管理的完整工具箱。

　　此外，窦科峰团队还探索出一条极具前瞻性的过渡治疗路径。今年2月，团队开展了基因编辑猪肝体外灌注疗法：将肝衰竭患者的血液引出体外，流经离体编辑猪肝完成毒素代谢，帮助患者受损的自身肝脏逐步修复。这一路径无须开刀、无须终身服用免疫抑制剂，为患者争取到了宝贵的时间窗口。

　　基于上述积累，王琳认为，异种移植的临床转化会分层推进：皮肤异种移植已成熟应用，肾脏移植发展前景广阔，而体外灌注创伤小、适配急症救治，或将成为肝病领域最先普及的应用方向。结合临床需求分析，陈刚说：“异种器官稳定存活满一年才具备普及基础，若未来平均存活周期达到三年，异种移植就能成为常规治疗备选。”

　　配套制度规范也在同步加速完善。今年5月1日，《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和临床转化应用管理条例》正式实施，配套的《异种移植新技术临床研究备案指引》同步生效。这是国内首个覆盖异种移植全链条的国家级法规，清晰划定了供体猪筛选、移植产品质控、临床研究操作全套标准等核心要求，填补了长期以来的行业监管空白。法规的落地，意味着异种移植正式从“科研探索”进入“有章可循”的新阶段。

　　面向未来，这项技术如何才能更好发展？

　　窦科峰建议，希望国家从战略层面给予更多关注，支持优势单位建设研究平台，集中力量攻克多基因编辑、免疫耐受诱导、器官长期保存等关键技术。在监管上，建立跨部门协同机制，实现从基因编辑、繁育、运输到移植、随访的全过程追溯管理。在临床推进策略上，优先在“桥接治疗”场景突破——用猪肝脏维持急性肝衰竭患者生命至找到人源器官，或帮助无法立即获得供体的患者度过危险期。这既能积累经验，又能降低初期风险。与此同时，异种角膜、皮肤、胰岛等低免疫原性组织移植也可同步推进，满足多元化的医疗需求。

　　为了规范发展，中山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肾移植科主任、中国医药生物技术协会移植技术分会主任委员王长希提出：“针对异种移植，必须建立更加严苛完整的审核流程，充分保障受试者知情、自愿选择的权利，同时配套长期随访监测机制，持续跟踪潜在的跨物种感染风险。”

　　异种移植这条路还有多远？没人能给出确切答案。但多年来，国内科研人员反复试错，攻克免疫、凝血、跨物种病毒、基因编辑技术等多重难题，搭建起完全自主可控的异种移植“中国方案”，未来将有更多突破。

　　“猪的肝、心、肾、皮肤、骨头、肌肉、角膜等，都可为人类医疗作出巨大贡献。不过这还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窦科峰说。异种移植的终极目标，不是制造奇迹，而是让每一个等待器官的患者，都能等到活下去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