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湖南石门西北山区,挑着桐油下山的向多本,遇见了一支骑兵队伍。领头人留着小胡子,开口询问大堰当怎么走。这个人正是贺龙。
向多本出生于1888年,家在石门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十五岁起,他便靠挑运桐油谋生。山路一走就是几十里,没钱买鞋,只能赤脚赶路,脚底磨破了,结痂后又继续上路。
那种日子,苦的不只是劳作。家里人因贫病相继离世,他自己也一直没有成家。到1936年时,已经四十八岁的向多本,仍是一个替财主商贩卖力气的单身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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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给贺龙指完路,本想继续赶路,却被告知前方即将交战。枪声响起后,向多本没有立刻离开,反而站在远处观望。战斗结束,队伍返回,贺龙下马与他交谈,问他愿不愿意参加红军。
向多本早就听说过这支队伍。对方不是来抓壮丁,也不是来收苛捐杂税,而是要替穷人打土豪、分田地。这个消息对一个被贫困压了半辈子的人来说,分量很重。
“穷人不翻身,娶了媳妇也要饿死。”这是他后来解释自己为何参军时说的话。话不漂亮,却很实在。参加红军,并不是一时冲动,而是他对旧日生活彻底失望后的选择。
入伍时,向多本的年纪在队伍里格外醒目。王震见他年近半百,曾打趣道:“这么大岁数,还上战场?”向多本没有退缩,组织便让他先到炊事岗位,负责筹粮、做饭等工作。
炊事班看似不在最前线,实际同样离不开行军和战斗。长征途中,向多本还要携带一盘八十多斤重的石磨。部队停下来,他用石磨加工粮食;遇到危险,石磨又成了防身的家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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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力消耗最大的时候,是过草地。粮食吃光后,战士们只能寻找草根充饥,甚至吞食泥水。向多本负重比别人更大,饭量也更大,曾多次因饥饿昏倒。一次他气息微弱,战友们用马肉汤将他救醒。
那匹马据说是贺龙下令宰杀的。对红军来说,马匹既是交通工具,也是作战力量,留给伤病员食用,意味着指挥员也要承担损失。向多本得知后,一直记在心里。
1937年,向多本在延安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担任班长。这个职务此后几乎伴随了他的整个军旅生涯。职务不高,却不等于作用不大,他在队伍中承担的,往往是连长、营长也难以顾全的琐碎事务。
1938年,他随部队在山西汾阳一带作战。年纪大,并没有让他躲在后面。冲锋号响起时,他常常主动掩护年轻战士。一次战斗中,他的左臂被日军子弹打穿,留下了终身旧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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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伤之后,向多本仍没有离开队伍。他在三五九旅家属队和子弟学校做管理工作,后来还照料过王震的孩子。这里没有枪林弹雨,却需要耐心、责任心和威信。向多本不轻易发火,处理事情公道,战士们愿意听他安排。
王震曾在军内会议上评价他:一个班长,能把连长、营长都管不了的事情管好,靠的就是忠诚老实。这并非客套话。战争年代,部队靠的不只是冲锋陷阵,也靠有人把粮食、家属、孩子和伤病员安置妥当。
解放战争胜利后,王震率部进军新疆,向多本也随队前往,继续从事后勤和管理工作。王震事务繁重,却没有忘记这个老战友,还多次劝他成家。向多本总说工作忙,实际是年纪已经不小,对婚事并没有信心。
在王震张罗下,六十三岁的向多本与学校缝纫员陈玉华结婚。晚年成家,对他而言并不只是个人生活的改变,更像是长期漂泊后终于有了一个可以安顿的地方。后来夫妻二人育有一女一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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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多本一生没有追逐职位。中央有关方面曾考虑提高他的待遇和级别,他却多次表示不愿意。几十年革命经历,职务仍是班长,这件事在他看来并不委屈,因为他认定自己只是完成了应尽的责任。
王震却无法释怀。他认为向多本参加革命时间长,经历过长征、抗日战争和边疆建设,为部队付出的并不少,不能只用一个班长来衡量。一次谈到此事,王震情绪激动地说:“我心里不舒服!”
这句发火,针对的不是向多本,而是替老战友感到不平。向多本却始终把奖章、待遇和职位看得很淡。对他而言,能够从一个被贫困压迫的挑夫,成为人民军队中的一员,已经是人生最大的转折。
2004年,向多本去世,享年116岁。关于他的长寿经历,资料中多有记载;但比年龄更受人关注的,是他从旧社会底层走进革命队伍后,始终以班长身份承担责任、服从安排。职位停留在原处,脚步却从未停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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