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一参加过四次起义的中共高级将领，受处分后脱党，终年85岁在香港去世

1984年9月，香港一间医院里，85岁的徐光英走完了一生。消息传到北京后，党中央有关部门专程协助料理后事。一个长期生活在香港、曾经担任国民党方面职务的人，为何会得到这样的安排？答案，藏在他一段极少被公开谈起的经历里。

徐光英1898年出生于广东潮州。青年时期，他赴法国勤工俭学，接触到周恩来、李富春等人，也在海外接受了系统的军事教育。那是一个思想激烈碰撞的年代，许多中国青年从救亡图存出发，最终走上了革命道路。

1921年，徐光英参与法国共青团支部的组织活动，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按照相关资料记载，他曾在法国负责宣传和工人运动，后来又赴莫斯科学习军事。与一般从事宣传工作的党员不同，徐光英具备较强的军事素养，这使他很快进入党的军事工作视野。

1926年初，他奉命回国，在上海参与武装斗争的组织准备。当时的中共中央军委刚刚起步，能够真正理解军事、警务和城市斗争的人并不多。徐光英既懂军事训练，也熟悉城市治安，因而被安排承担了相当重要的任务。

上海工人武装起义，是他革命生涯中最早的重大考验。1926年至1927年间，上海工人先后发动多次武装斗争，第三次起义于1927年3月21日至22日取得胜利。徐光英参与了相关组织工作。此后，他又参加南昌起义、广州起义和百色起义，成为少数亲历多次重大武装行动的中共干部。

南昌起义发生在1927年8月1日。起义部队南下后，徐光英曾在汕头一带承担地方治安和组织工作。问题也由此出现。有关回忆材料称，他任职期间严厉整顿地方秩序，甚至处置了几名抢劫者。由于其中有人出身贫苦，组织对处理方式提出严厉批评，他受到留党察看一年的处分。

这件事对徐光英的打击不小。革命处在极端困难时期，纪律必须执行，但复杂的地方局势，也常常让基层干部陷入两难。对手中的暴力行为不处理，百姓不安；处理过重，又可能被认为违背群众政策。徐光英显然没有处理好这种尺度。

广州起义于1927年12月11日爆发，三天后失败。起义失败后，广东党组织对领导和执行环节进行追责，徐光英也被列入被处分人员之中，甚至一度被开除党籍。后来，中央对有关问题作出重新处理，他的处分得到纠正。

有人曾劝他说：“组织已经重新作了决定，事情过去了。”徐光英却回答：“处分可以纠正，留下的疑问未必能够马上消失。”

这句话是否确由他亲口说出，已难完全核实，但它确实反映出当时不少干部的处境。革命队伍内部并非没有争论，尤其在连续失败之后，责任认定往往带有急迫性。一个人的政治命运，有时就会被一纸决定彻底改变。

1929年12月11日，百色起义爆发。起义由邓小平、张云逸等人领导，红七军随之建立。徐光英在此前后曾受托设法购买军用飞机，事情最终没有办成。按照相关叙述，他将款项退还给俞作豫，而没有直接交给红七军，因此受到中共广东党组织的怀疑。

俞作豫后来曾出面说明情况，但这场误会并未立即消除。连续遭受处分，又在关键问题上无法取得组织信任，徐光英的心理变化，或许正是在这一时期发生的。

1930年，徐光英前往香港，参加邓演达、朱蕴山等人领导的第三党，正式脱离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他又在国民党方面担任南宁警备司令等职务。表面看，这似乎是一名革命者改变政治立场后的完整轨迹。

但几个细节始终耐人寻味。

1947年，徐光英离开国民党系统前往香港。他没有带走妻子和子女，而是把家人留在大陆。临行前，他还修整了纪念双亲的念慈园，并将年幼的孩子托付给发妻彭碧吟。一个长期从事军政工作的人，不会不明白当时局势的危险。这样的安排，很难只用“退役养老”解释。

新中国成立后，徐家在1950年土地改革中一度被划为“官僚地主”。徐光英去世后，潮州市有关方面又对其家庭成分作出调整，改称“港澳工商业”。身份认定前后的变化，说明地方对这个家庭及其历史关系，可能掌握着普通人不了解的材料。

有一种解释认为，徐光英脱党之后并未彻底离开革命阵营，而是以复杂甚至容易引起误解的身份，承担了隐蔽工作。若真是如此，他在国民党系统中的经历、长期留在香港、把家人留在大陆，便都可能另有原因。

当然，这种说法不能仅靠传闻坐实。关于徐光英后期活动的具体内容，公开档案并不完整，部分回忆也存在出入。历史研究最忌把线索直接当成结论，但同样不能因为材料零散，就抹去一个人的早期贡献。

1984年，徐光英在香港病逝。负责治丧的安排，至少说明有关方面并没有把他简单视为普通的国民党旧职人员。邓小平家人后来出版的回忆材料中，也提到徐光英曾是周恩来、邓小平的早期战友，并认为他为革命作出过特殊贡献。

一个参加过上海工人武装起义、南昌起义、广州起义和百色起义的人，后来却以“脱党者”和国民党旧职员的身份生活多年。他的档案留下空白，家属经历过反复认定，个人结局又与公开履历并不完全吻合。徐光英这段经历，正是那一代革命者中最难用简单标签概括的一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