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月,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白海泉受贿案时,庭审中披露的一组数字格外刺眼:一个处级干部,十年间收受财物累计超过1.7亿元。这个数字,远远超出了普通人对“一个园区书记”权力边界的想象。
白海泉曾任金川工业园区党委书记。职务级别不算特别高,手中的审批、项目和土地事项,却足以让不少开发商主动靠近。园区里的工程建设、土地转让以及相关项目安排,往往都与他的决定存在直接联系。
权力一旦集中在少数环节,围绕它形成的利益链条便会迅速膨胀。有人请吃饭,有人送礼物,也有人直接把现金和财物送到面前。时间一长,正常的工作关系被利益交换替代,白海泉也从“被人请托”,滑向了主动利用职权索取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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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变化并非一夜之间完成。
公开材料显示,白海泉早年曾是一名军人,父亲还参加过抗美援朝。退伍后,他进入国家机关工作,起初给人的印象并不差。工作认真,待人随和,办事也较为干练,正因如此,他获得了组织上的信任,仕途推进得比较顺利。
2004年,白海泉来到金川工业园区任职。对一名干部而言,这本是施展能力的平台。园区需要招商引资,也需要推动工程建设,日常接触的多是企业负责人和项目老板。这样的岗位,既考验执行能力,也考验能不能守住边界。
遗憾的是,白海泉没有守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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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思的是,行贿者并不把送礼看成单纯的“表示感谢”,他们往往把每一笔钱都当成投资。谁能拿到项目,谁就能从中获得更大的回报;谁能接近白海泉,谁就可能在竞争中抢占先机。白海泉手中的审批权,也因此被一些人当成了可以定价的资源。
案情披露,一名商人曾向白海泉行贿一千多万元,随后从他手中获得数十项工程,涉及工程总造价达到两亿元以上。钱从一个口袋流出,项目和利润则从另一个口袋流入,双方形成了相互利用的关系。
送钱的方式也不只有现金。古玩、字画、奇石等贵重物品,同样被送进了白海泉的生活圈。礼物看似雅致,背后却都有明确目的:有人想拿项目,有人想解决手续,有人想在土地和工程事项上获得照顾。
面对行贿者,白海泉并非完全不清楚对方的用意。有人把钱送到面前时,他甚至会问:“这笔钱是给谁办事的?”对方往往回答:“都是老朋友,今后还要请您关照。”这种对话并不复杂,却揭开了权钱交易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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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严重的是,收钱逐渐成了惯性。行贿者越来越多,金额越来越大,白海泉对风险的判断却越来越迟钝。材料中提到,行贿人员数量太多,到了后来,连他自己都难以准确记住究竟有多少人曾经向他送过钱。
巨额财物不能直接放在本人名下,这是贪腐行为中常见的掩饰手段。白海泉也试图通过亲属和关联企业转移、隐藏部分财产。他的哥哥在地产公司任职,一些受贿所得便被安排进入相关公司名下。
就连车辆、银行卡等个人使用物品,也被放在哥哥名下。白海泉面对调查时,曾以“哥哥无偿资助”之类的说法解释自己的消费和财产来源。这样的安排看上去增加了几道遮挡,却没有真正切断财物与本人之间的联系。
调查机关追查的,从来不只是账户上有没有名字,还包括资金从哪里来、经谁之手、用于什么地方。工程项目的承揽情况、土地事项的办理过程、企业之间的资金往来,以及亲属名下的资产,都可能留下彼此印证的痕迹。
2014年,白海泉的违纪违法问题被查。此前十年间积累的种种交易,开始被逐笔梳理。那些曾经被掩盖在公司、亲属和账户背后的财物,也在调查中逐渐显露出来。白海泉的哥哥因涉及相关问题受到刑事处罚,家庭关系最终也被卷入案件。
从2004年进入园区,到2014年问题暴露,十年时间足以让一名干部完成职业生涯的重要积累,也足以让一次次错误堆积成无法回头的罪责。白海泉没有把手中的权力用于履职,而是把它变成了收钱的工具。
2020年1月中旬,巴彦淖尔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案件作出判决,白海泉因受贿数额特别巨大等事实,被判处无期徒刑。一个曾经拥有职务、名望和工作前景的处级干部,最终因1.7亿元受贿款,失去了人身自由。庭审中那些不断出现的企业、项目和财物名称,也成为他十年权力轨迹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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