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7年，陕北转移途中，叶剑英背着5岁的女儿叶向真，在泥泞山路上摔了一跤。孩子没有哭闹，反而从水坑里摸出了一样东西：父亲的眼镜。
这个细节，后来被叶向真记了很多年。那时的她还不明白，父亲为何总是匆匆离开，又为何行军时不能点灯，只知道自己被牢牢固定在父亲背上，随着那副宽厚的肩膀一同在黑夜里前进。
当年，胡宗南部队进攻陕北，延安面临撤离。这里需要说明，相关事件发生在1947年，并非有些材料中误写的1927年。白天容易遭到空袭和侦察，部队往往选择夜间行军。车辆坏了，孩子不能掉队，叶剑英便把女儿背了起来。
叶向真出生于1941年的延安，是叶剑英几个子女中唯一在延安出生的孩子。由于父亲长期承担军事和政务工作，她小时候并不总能跟在父亲身边，曾寄住在战友家中，也得到过朱德夫妇等人的照料。
那段生活并不安稳。
转移、寄宿、行军，成了她童年里反复出现的场景。她在李讷家住过，也在不同住所之间辗转。对一个孩子来说，许多大人眼中的历史事件，最初只是突然搬家、夜里赶路，以及身边人说话时刻意压低的声音。
1949年，叶剑英进入北平工作，8岁的叶向真也随之来到北京。后来叶剑英南下任职，她没有继续随行，而是留在北京接受学校教育。漂泊的童年到这里暂时告一段落，她开始面对另一种不熟悉的生活。
学校里的孩子穿着整齐，头发梳得利落。叶向真却还穿着带着褶皱的大棉袄，难免觉得自己和周围格格不入。这样的不适应并不奇怪，她此前经历的，是战乱年代的行军和迁徙，而不是安稳的校园生活。
有意思的是，叶剑英在家庭中并非人们想象的那种始终板着脸的将领。他懂下棋，也会钓鱼、爬山，懂得拉二胡、打扬琴，对昆曲和蒙古族歌舞也有兴趣。孩子们愿意围着他，并不只是因为他的身份，更因为他能真正参与孩子们的游戏。
叶向真身上的文艺兴趣，也与家庭氛围有关系。她小时候曾对植物嫁接感兴趣，叶剑英听后认为，女儿将来从事植物研究也未尝不可。谁也没有料到，高中毕业时，她没有选择植物学，而是报考了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
这个决定来得突然。
据相关回忆，叶向真没有事先大张旗鼓地征求意见。叶剑英对女儿的选择并非立刻赞成，但也没有利用自己的地位替她改弦更张。对于一个身处特殊家庭的年轻人来说，这种不强行干预，本身就是一种分寸。
真正改变她人生轨迹的，是后来那场持续多年的政治风波。叶向真曾被关押，时间一长，精神和身体都受到影响。起初她以为只是短期审查，没想到迟迟不能离开，便在困顿中琢磨医学知识，设法让自己保持思考。
叶剑英起初并不知道女儿的处境。周恩来和毛泽东得知后，曾过问这位“在延安出生的孩子”。在毛泽东作出指示后，叶向真才获得释放。她走出关押地点时，已经不是原来那个精力充沛的年轻人。
叶剑英对此十分自责，认为女儿受到了自己的牵连。叶向真经过一段时间调养，状态逐渐恢复，后来从事外科工作，并在医院工作了七年。她没有把这段经历当成可以轻易翻篇的小插曲，而是用相当长的时间重新建立生活秩序。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中央高层的局势迅速变得复杂。华国锋当时担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汪东兴掌握中央警卫系统，叶剑英则是军队和党内极有分量的领导人。
在处理“四人帮”问题前后，关键人物之间的联络必须极为谨慎。后来汪东兴回忆，叶剑英曾提醒他和华国锋不要轻易走动，自己则在两人之间穿梭联络。那句“不要动”，并非简单的行动命令，而是为了减少外界察觉，避免消息走漏。
有一种说法是，行动前，华国锋、汪东兴和叶剑英并没有以三人同时碰面的方式商议全部细节。叶剑英采取分头沟通的办法，把不同环节连接起来。对当时的形势而言，少一次公开接触，就少一层暴露风险。
10月6日晚，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先后被控制，“四人帮”被粉碎。叶剑英没有站在最显眼的位置讲话，却在军队态度、内部联络和行动安全之间承担了关键作用。那种工作方式，很像他一贯的风格：话不必多，事情必须落到实处。
1978年，叶向真重新回到电影领域，开始从事导演工作。她没有把父亲的政治身份直接搬进创作，而是选择用镜头处理人物、环境和命运。后来，她执导的影片《原野》完成后，叶剑英观看了作品。
据叶向真回忆，父亲看完后才真正认可她当初的选择。那个曾经担心女儿走弯路的老将军，终于明白，女儿没有离开自己的道路，只是选择了另一种方式表达对生活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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