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完林徽因的国徽设计方案，网友感叹：审美一绝，落选也在意料之中

1951年10月1日，北京天安门广场，林徽因在梁思成陪同下站在金水桥附近，抬头望向城楼上的国徽。此时距离方案最终确定已经过去一年多，她的身体仍很虚弱，却坚持到现场看一看那枚凝聚多人心血的图案。

那枚国徽并不是一次定稿。它经历过反复讨论，也经历过被否定、重画和修改。林徽因主持参与的第一套方案，正是其中最有艺术气质、却没有通过的一稿。

故事要从1949年9月说起。

9月25日晚，中南海丰泽园内，毛泽东、周恩来与有关人员讨论国旗、国徽、国歌等国家象征问题。国旗和国歌方案较快确定，国徽却让大家犯了难。应征图案各有特点，但距离庄重、鲜明、适合国家使用的要求，仍有差距。

开国大典已经临近，国徽尚未定案。毛泽东提出，国徽可以稍后决定，原有设计小组继续工作，待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再作审定。于是，1949年10月1日的天安门城楼上，原本应悬挂国徽的位置，暂时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大典”横幅遮挡。

这不是疏漏，而是当时条件下的稳妥处理。国旗可以在较短时间内形成明确图案，国徽则不同，它既要有视觉识别度，还要承载国家性质、历史传统和政治含义，仓促确定反而容易留下问题。

随后，中央组织专家重新设计。清华大学营建系成立了国徽设计小组，由梁思成、林徽因等人参与；中央美术学院方面，也组成了相应的设计力量。两组方案后来彼此借鉴，经过多轮修改，才逐步靠近最终图案。

当时的林徽因正在与病痛周旋。她长期患病，身体状况很差，夜间失眠、咳嗽和呼吸困难时常困扰着她。即便如此，国徽设计任务到来后，她仍投入其中。对她而言，这不仅是一项专业工作，更是建筑和艺术服务国家的一次机会。

林徽因不赞成简单模仿苏联或东欧国徽的构图。她带着小组研究奥地利、澳大利亚等国的国徽，注意到这些图案往往把本国最具代表性的历史文化或自然形象放入其中。中国的国徽，也应当有自己的文化根脉。

她把目光投向古代玉璧、玉环和铜镜等传统器物，并据此提出设计构想。方案中，玉璧成为基本轮廓，五颗星与国旗相呼应，齿轮、嘉禾和红绶带分别寄托着工业、农业以及工农团结的含义。

颜色也经过认真考虑。林徽因倾向于采用红色和金色，因为这两种颜色在中国传统礼俗中十分醒目，常见于节庆、婚嫁和重要仪式。红色庄重热烈，金色明亮华贵，组合起来具有强烈的民族审美特征。

这个方案确实漂亮。

但问题也恰恰出在“漂亮”上。有关方面认为，国徽不能只追求形式美感，还必须准确体现新国家的政治属性和人民政权性质。玉璧虽然典雅，却缺少足够明确的时代指向；构图偏重传统装饰，也让政治寓意显得不够突出。

有人评价：“这套方案很有中国味，可作为国徽，表达还不够直接。”

这句话，基本点出了它落选的原因。林徽因的方案并非没有价值，而是更像一件精致的艺术作品，距离国家徽章所要求的庄严、明白和象征性，尚有一步之遥。

此后，中央美术学院小组提出把天安门纳入国徽。天安门既是北京的地标，也是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见证，政治含义比单纯的传统器物更加清晰。清华小组随后也接受这一思路，并保留五星、齿轮、嘉禾、红绶带等重要元素。

进入1950年，设计工作明显加快。林徽因让助手朱畅绘制天安门透视图，自己则据此重新调整构图。由于病情严重，她有时只能卧床工作，设计人员便把图纸和资料带到梁家。屋里墙上贴满草图，桌上、地上堆着修改稿，俨然成了临时工作室。

清华小组先后完成二三十个较为成熟的方案。经过政协国徽评选小组和中央有关方面多次审阅，第二稿逐渐占据优势。1950年6月，清华方案与中央美院方案被同时摆进中南海怀仁堂，供与会人员比较讨论。

有人认为美院方案色彩明快，也有人认为清华方案更具民族特色，布局严谨，气势庄重。周恩来到场后，没有急于表态，而是仔细查看两幅图案。过了一会儿，他指着清华方案问：“这是什么？”

朱畅中回答：“麦穗。”

周恩来又问：“麦穗很好，能不能向上挺拔一些？”

这个细节看似简单，却关系到整个图案的精神面貌。麦穗如果过于下垂，画面容易显得沉重；适当上扬，既能增强力量感，也能让齿轮、麦穗和天安门之间形成更紧密的结构关系。

朱畅中回去后，把意见转告梁思成和林徽因。病中的林徽因没有停下，立即召集成员研究麦穗的形态、弧度和位置。修改后的图案再次送审，清华方案最终获得通过。

1950年6月23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举行。经毛泽东提议，全体代表以起立鼓掌的方式通过国徽图案。林徽因作为特邀人员出席会议，亲眼见证了这次表决。

后来定型的国徽，以天安门为中心，上方悬五星，周围环绕齿轮、麦稻穗和红绶带。它没有采用林徽因早期方案中的玉璧轮廓，却保留了其中对民族传统、红金色彩和工农结合的思考。那份被否定的草图，最终没有消失，而是以另一种方式进入了新中国国徽的形成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