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
1933年前后，川陕革命根据地的一次干部会议上，红四方面军将领程世才突然抄起凳子，砸向了台下一名保卫局干部。现场气氛骤然紧张，可出人意料的是，没有人上前制止，反倒响起了一片叫好声。
这不是一次普通的冲突。凳子砸出的那一刻，既有个人的愤怒，也有许多红军指战员长期积压的不满。程世才被列入“通敌反革命分子”名单，差一点死在肃反扩大化之中。
程世才出生于湖北大悟的贫苦农民家庭。少年时代，他见过地主欺压佃户，也尝过缺衣少食的滋味。对那个年代的穷苦孩子来说，参军并不只是换一口饭吃，更意味着拿起武器改变命运。
1927年，鄂豫皖地区革命斗争兴起，黄麻起义的影响传到大悟一带。红军队伍经过家乡时，程世才报名参加了革命军。个子不算高，力气却很大，行军时常常主动多背弹药，打仗时也敢往前冲。
一次战斗中，连长负伤倒地，程世才冒着枪火把人背下阵地。途中他的手臂被子弹打穿，仍没有离开战斗位置。这样的表现，使他很快从普通战士成长为基层指挥员。
真正让他受到重视的，是红四方面军转战过程中的几次硬仗。部队遭遇强敌阻击时，程世才带队撕开缺口，为后续部队争取通路，自己却多次负伤，甚至在战场上昏迷。
川陕革命根据地建立后，红四方面军面临田颂尧部的“三路围攻”。程世才提出深入敌后、切断敌军退路的设想，率部穿越山林，袭扰和牵制敌人。这个方案风险极大，但确实打乱了对方的部署，为红军反攻创造了条件。
有意思的是，战场上判断果断的程世才，却在肃反中被推到了生死边缘。当时，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军内部推动肃反，保卫局以审查和清除“反革命”为名，制造了不少冤案。许多战功卓著的干部，也无法置身事外。
程世才的名字被列入了“通敌”名单。按照当时的处理意见，他甚至面临被枪决的危险。负责执行这一决定的，是时任师政委的李先念。
李先念与程世才相识较早，知道这个部下长期在前线作战，也清楚他并非所谓的“通敌分子”。拿到名单后，李先念没有立刻执行，而是直接找到程世才，把情况告诉了他。
程世才听完十分震惊，随后问道：“要枪毙我，总得有个理由吧？”
李先念没有多作解释，当着他的面把那份名单投入火中。纸张烧成灰烬，程世才暂时保住了性命。但那些没有得到保护的干部和战士，却已经倒在了肃反的屠刀之下。
不久后，程世才在一次会议上认出了那名保卫局干部。想到牺牲的战友，他当场失控，抄起身下的凳子砸了过去，并厉声斥责：“都是你害了那么多同志！”
在场人员没有阻拦，徐向前等军队领导也没有追究他的责任。原因并不复杂：大家知道程世才打的不是私人架，而是对错误肃反造成的惨剧发出的抗议。那阵掌声，更多是对受害者的同情，也是对滥捕滥杀的反感。
此后，红四方面军内部的肃反有所收敛。程世才继续回到作战岗位，担任重要指挥职务。1935年，他出任红三十军军长，年仅二十多岁，是红军高级将领中较年轻的一员。
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后，程世才率部参加北进作战。包座战斗中，红军歼灭胡宗南部第四十九师，为打开甘南通道提供了条件。长征途中，他的部队承担过突击、掩护和攻坚任务，部队伤亡很大，指挥压力也极为沉重。
抗日战争时期，程世才先后在延安学习，并参与平西、平北抗日根据地的建设。抗战胜利后，他奔赴东北，担任东北民主联军重要指挥职务。南满斗争最艰苦时，他坚持保住南满根据地，反对轻易放弃，被陈云评价为具有战略眼光。
1948年，程世才担任安东军区司令员。新中国成立后，他继续在军队和地方军事领导岗位工作，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后来担任沈阳军区副司令员等职务，1990年在北京逝世。那把砸向保卫局干部的凳子，最终没有改变程世才的军旅道路，却留下了红四方面军肃反历史中极具冲击力的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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