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
文｜孙玉良
在关于社会福利的讨论中，有一个观点我深以为然：“对钱的态度，就是对劳动者的态度。”。财政支出流向何处，是一个国家制度意志最真实的反映。我提出“最低退休金制度”，谈论的绝不仅仅是一笔钱，而是一个国家对亿万无产阶级劳动者、对全体公民晚年尊严的根本态度。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啊，对弱势群体的态度，直接反映着一个国家的国体性质。
我国养老金体系虽已实现“制度全覆盖”，但群体间的待遇鸿沟已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深层隐忧。我在一个养老院工作过一段时间，那里入住的老人，少点的退休金每月六七千块，多的能达到每月15000元到2万元。农民的所谓“退休金”有多少？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农村老人月人均养老金也就200多元，这种差距难道不是一个令人触目惊心的客观事实吗？许多农村老人每月一两百元的“塞牙缝养老金”，连买降压药都拮据。我们常说工人和农民是国家的主人，可如果主人到了晚年连基本生存都捉襟见肘，主人的称号又从何谈起？这种结构性不公，正是社会戾气滋生、群体对立加剧的温床。
每当讨论提高农民等弱势群体的养老待遇，总有一种声音认为这是“额外恩赐”，甚至质疑“农民没交过钱，凭什么领养老金”。这种观点不仅冷漠，更割裂了历史。我认为：实行覆盖全民的“最低退休金制度”，不是施舍，而是偿还一笔拖了太久的“历史欠账”。新中国成立以来，数亿农民在国家工业化进程中做出了巨大牺牲。在漫长的工业化初期，国家通过统购统销，人为压低农产品价格、抬高工业品价格，从农村汲取了大量剩余价值用于城市建设。当年交公粮的农民，本质上是为建设国家作出了贡献，相当于纳税了。这笔钱，就是农民为工业化和城镇职工养老体系垫付的“原始资本”。所谓“没交过费”，不是农民不交，而是制度辜负了他们。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农民不该被制度刻意“忘记”，他们至少得有最低生存保障吧。尤其是医疗领域，一夜返贫或大病等死这种现象，不应该在社会主义社会发生。我认为：只有正视历史造成的“二元户籍制”下的牺牲与不公，用制度性补偿来弥合裂痕，才能真正体现社会主义的公平正义。
有人担心财政负担，认为提高最低养老金不切实际。但正如一位网友说的：高福利无法一步到位，但基本福利必须先行一步。这好比一双便宜的鞋，如果有些挤脚，当然可以说鞋不好，但不能因此而不穿鞋。社会保障也是如此，我们不能因为“全民最低退休金制度”尚不完美就拒绝起步，更不能因为追求“一步到位的理想福利”而让亿万老人在寒风中继续等待。
况且，“财政负担”之说本身就站不住脚。可以给某些人的养老金达到几万元且年年增长，给农村老人几百元就说加重财政负担，怎么解释也说不过理去。这是一个态度问题，钱往哪里花的问题。我国养老金制度存在“存量资源的结构性错配”，仅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基金2025年累计结余就达7.3万亿元，而财政每年对城乡居民养老的补贴仅四千余亿元，完全具备划转调剂空间。
而且，我提出的“最低退休金制度”从来不是吃大锅饭式的平均主义，我反复强调“全民最低退休金”的核心在于“兜底”而非“拉平”。我借鉴的是最低工资制度的思路，旨在通过中央财政统筹，为所有老年公民划一条体面生存的底线。让勤勉者通过奋斗致富，让无力者通过社保托底，这才是社会前进的正确方向。有些人污蔑我提倡退回吃大锅饭时代，完全是别有用心，我是不屑跟他们辩论的，因为他们良心很坏。跟“坏人”讲理，是永远讲不清的。
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追求的目标是“共同富裕”。而实现“共同富裕”这一宏大目标，第一步应该是实现老有所养、病有所医，让社会保障制度优于资本主义制度。真正的公平，不是让每个人都拿一样多，而是让同样为共和国奉献了一生的人，不必在暮年仍然仰望别人的生活，要给他们最起码的生活保障。一个国家对最弱势群体晚年生活的保障水平，就是这个国家国体性质最真实的温度计。我力主“最低退休金”制度，因为我坚信在社会主义的中国，每一位为共和国流过汗、出过力的劳动者，都应当在暮年保有最基本的尊严。这既是对几千万革命先烈的交代，也是对未来社会稳定的投资。建立全民最低退休金制度，刻不容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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