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观、量化、CTA、宏观对冲...这些策略都是怎么出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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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画要多说

很多人第一次接触私募，都会被一堆策略名字绕晕。

听着一个比一个复杂，甚至觉得：这些是不是故意设计出来唬人的？

但如果你拉长时间看，就会发现，这些策略并不是谁设计出来的。

而是在市场环境不断变化的过程中，自然而然诞生的。

今天故事的主人公老王，算是国内比较早接触私募的一批投资人。

他当年第一次买私募的时候，其实一点也不晕。

因为那时候，根本没有那么多可选的东西。

所有的路演就三板斧：研究公司、判断价值、低买高卖。

他听完乐了——这不就是「找个高手替我炒股」吗？

后来他记住了这种方法叫“主观多头”，核心是人，靠基金经理的选股和交易能力赚钱。

那个年代，工具少、玩法少，拼的就是谁研究得深、看得远。

在老王记忆中，有几年，这只产品确实为他带来了不错的回报，他也觉得，投资理应如此。

时间不知不觉到了2008年，一个朋友又拉他去听路演。

听说是因为美国金融危机太严重，不少华尔街人才纷纷回国，做的策略叫“量化”。

在台上，他们不讲公司了，开始讲模型、因子、回测，甚至说“我们尽量减少人为判断”。

量化的思路和“主观多头”几乎相反：

不靠人，而是纯靠机器和模型，在海量数据中寻找微小的、重复出现的规律，快速执行，积少成多。

老王心想：不靠人，靠机器投资？开什么玩笑。

不过那几年国内做量化确实不成气候——工具太少，想玩也玩不起来。

更关键的是，就算有人想做，也很难做好。

当时的数据远没有现在这么丰富，很多基础数据都不完整，更别提高频数据了；

能用的模型也很简单，大多还停留在一些比较粗糙的因子组合上，稳定性谈不上。

也正因为如此，老王当时听完，更多是觉得新鲜，并没有太当回事。

真正的转折，出现在2010年。

沪深300股指期货一推出，量化久旱逢甘霖，迎来了曙光。

表面上看，只是多了一个可以做空的工具，但对量化来说，意义完全不一样。

过去做投资，本质上要同时回答两个问题：

而股指期货的出现，让第一件事，第一次可以被“拿掉”。

有了对冲工具，就可以把市场本身的涨跌先对冲掉，只留下选股能力本身。

这对当时还不够成熟的量化来说，非常关键。

模型不够强没关系，先把最难的那部分——判断市场涨跌拿掉；

只要能在一篮子股票里，稍微选得比别人好一点，就有机会一点点把收益积累起来。

量化，也因此终于找到了一个更容易落地的起点。

随后几年，随着数据逐渐完善、模型不断迭代，量化开始快速成长。

它不再只是“新鲜玩意”，而是慢慢变成了很多投资者的标配。

回到故事，也正是在关注衍生品市场时，老王第一次听说了CTA——专门做期货的策略。

期货市场和他熟悉的股票现货截然不同：能做多也能做空，自带杠杆，节奏快得多。

其实国内商品期货90年代就有了，像大豆、钢材等都是当时常见的交易品种。

但一直是个边缘市场，资金不多、参与的人也有限，更谈不上什么体系化方法。

真正的改变是股指期货火了以后。

一方面，大家开始接受衍生品；另一方面，量化带来了系统化的交易方法。

这套方法从金融期货反哺到商品期货，CTA才真正跑起来。

老王发现，身边的讨论私募的人好像越来越多了。

大家的视野也不再局限于股市或期市，逐渐放开到整个国家的债券、商品、汇率甚至全球市场。

此时，更高维度的策略——宏观对冲，开始进入老王的视野。

基金经理这次讲的是“全天候”理念，不判断、不择时，做好风险均衡，每类资产都配些。

目标是无论环境如何，都能有稳定的收益。

理念很吸引人，桥水基金也凭此名震全球。

国内从2010年左右就有人尝试用全天候理念做产品，但老王试水的体验并不好——涨得不猛，跌的时候也未必躲得干净。

后来他跟一位做宏观对冲的基金经理深聊，才明白问题出在哪：

一是那时候国内能用的工具还是太少；

二是真正懂全球宏观的人屈指可数，所以迟迟发展不起来。

老王也进一步理解了全天候的本质：它并非不会下跌，而是在绝大多数时间里走势相对平滑。

在遇到极端系统性风险时，它一样会跌，只是跌得比单一资产少。

这类策略赚钱靠的是长期复利，而不是短期爆发力。

直到2022年底，情况才慢慢改变。

国债期货、商品期权等工具不断丰富，一批在国内深耕多年的宏观团队逐渐积累了足够的实战经验，投资者的认知与接受度也明显提升。

老王回头审视，才发现这类策略在近几年复杂震荡的市场中，反而展现出了独特的配置价值。

宏观对冲，这才真正在他这样的老投资人心中，有了清晰的一席之地。

回顾这近二十年的投资路，老王突然发现一件挺有意思的事：

这四种策略的出现，每一步，都是被市场环境推着往前走的。

换句话说，这些策略，本质上都是在不同条件下，为了“更好地活下去、赚到钱”而做出的选择。

它们不是谁替代谁，而是一层一层叠上去，变成今天这个多策略并存的私募世界。

老王现在也不再纠结“哪个最好”。

他更在意的是：这个策略，是在什么环境下出现的，它解决的又是什么问题。